不是吹，在老鸦洲说照照片，哪个也没有我照的多，当年我救下钱大发的孙子去作报告，走到哪里记者把相机照到哪里，上了报纸自不必说，就是照也是师傅跟着我照，那叫抓拍，哪这么摆得跟树桩一样地“咔嚓”？
相，照也就照了。我长得没有人形样子，心可是完整的。“扁头”那点张嘴就能看到腚子的心思，我还不清楚？他是想和小椒照相，可毕竟两家还没有到说他们事的时候，他便生出了这么个让我当汽油灯的差事。既然知道是给他帮忙，我也没有放在心上，当时我攒着劲要搬家，从跛子伯的三草房子里搬回我大大和我姆姆那四间带院子的草房。跛子伯死后不久，“土墩子”劝我搬过去，可那时我还疯着在想念跛子伯和寻找偷粪贼。眼下，不搬不行了。
说来也怪，去年腊月从下洲村“犁别耳”家赊了一头猪仔，我是一人吃也是吃，多头猪多瓢水。原以为那猪长脸呢，六七个月工夫，膘上得跟吹尿泡差不多。我把“扁头”和小椒叫过来看猪膘。
“这是猪膘啊？”小椒笑得直打咯，“赵亮堂，你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
我听不明小椒在笑什么，“扁头”也一脸茫然。
“你这是母猪，头回打栏的时候，你请兽医站来人劁了没有？”小椒还在笑，“原想过年能来你家吃碗肉呢，这下成老母猪了。”
这时我才晓得，它在
夏末的时候把圈栏门咬开跑出去三天，去干那事去了……老母猪就老母猪吧，现在公社三天两头地来催生猪指标猪仔抢手得很，直接交给生产队也能充公分。可就在它待生不生的时候，圈栏塌了一个拐。我只得把它养到屋里，然而我这身子哪能经得住它带来的跳蚤的啃咬呀。
“扁头”和小椒帮我下决心：跛子伯的草房当猪圈，我搬回我出生的那个同在一个村的老屋。那房子大是大些，柱梁也粗实，毕竟多年不进人，灰尘落得要下刀子刮。关键是屋顶要翻盖，我找“土墩子”在上洲村队长用十个工分抵回十担稻草，这些天正请本家叔子辈的三个人在刷草枯，想着等秋雨后再上屋。
我相信“扁头”也没有将照片放心上，他呢，老鸦一样叫得满洲上没有一个不知道他要去当兵。连狗都相信，这个兵他是当定了。我认为“扁头”当兵没有问题，要知识有知识，尽管把书念到初二的第二个星期，实在是枪子打不进去，将书包扔进了内江里，但毕竟也是个初中生；要个头有个头，他去城里秋浦中学上初一那年，比我高半个头，现在比他大大还要冲些；要身体有身体，他到内江里挑水，哪是挑呀，两只手拎着就回家了……他答应到时送我一套旧军装，当然小椒的是新的，可我不嫉妒，用“扁头”的厚脸皮的话，人家很快就是军属了。
小椒也在我面前畅想过：混得好，当上官，他穿四个兜的衣服，我随军到部队，以后就是城里人了；混得再差，入个党回来干民兵营长也威风。我想也是。还有，他大大是大队长……“扁头”最听不得什么事与他大大裹在一起了，可当兵这事，他不敢犟嘴。
在我看下那张彩色照片第二天，“扁头”又跟催魂似的要我搬家。
“赵亮堂，我可是把话撂这儿了，你再不搬，我那可是军令如山，说走就走，到时可别怪我不义气噢。”
很快我就知道，他这么火急火燎，是想当兵前，把小椒睡下——我恨我知道这些。跛子伯的草房里，他不敢睡，他怕跛子伯用拐棍打他，尽管跛子伯死去有四年了。
“你往后也叫我‘小老’吧！”我说得很认真。
我给稻场刷草枯的仨人送茶回来路上，小椒的脸仿佛开了花样地拦住我，“亮堂，照片送来了。”她一直扎着辫子，额前看毛梳得钉耙状，又齐又整，衣服穿得紧绷绷的，跟胸前少了一块布似的。我喜欢看她的嘴，厚敦敦的，说出的话也不薄。我不会让她喊我“小老”，“小老”两个字会喊薄她的嘴。
我放下腰篮，用盖布擦了擦手上的潮气，接过照片，才看一眼，顿时全身发起冷来，打摆子似的，连忙将照片塞进口袋里，拎起篮子就走，“我要回去做饭了。”
走出才几步，身上又燥热起来，似
乎夏天的痱子卷土重来。到家，我还是忍不住再认真地看了那张照片。天啦！照片上的我是我吗？尽管我拍过黑白照片，尽管我早知道我有一头白毫毫的头发、一张红腥腥的脸、一对眯眯缝的眼，可还从来没有见过它们如此逼真地堆在一起的样子，说是妖怪一点不过份。特别是“扁头”和小椒并排坐着，他们朝气蓬勃，要是我坐在中间，说到天边上都有人相信是爷爷带着一对孙儿……
小时候，跛子伯不让人叫我“小老”，为什么呢？不叫我就不是吗？从彩照上看，我太是“小老”了，那一刻，我非常佩服把我起这个外号的人，我甚至不相信卧在江水中间这么个巴掌大的老鸦洲上还有这么个人才，他是谁呢？
“扯么子呢，”“扁头”瞪大了眼，“我马上是保家卫国的军人了，还能叫你小号？”好在，他不再说要去给**站岗的话，他已经晓得不是什么人想给**站岗就给**站岗，他还知道靠搞大船去见****也是不可能的事。
“你叫不叫，我都是‘小老’，你还是叫吧。你都要当兵了，叫也叫不了几天了。”我想让洲上最好的朋友“扁头”叫我“小老”，我不是在自找羞辱，而是觉得只有他这么一叫，我就真的是“小老”了，毕竟他也是为我护着这个外号多年的人。我甚至有些喜欢“小老”这个外号，有
种从脸上挤骚痘痘的感觉。
在我彻底地从照片上认识到我与“扁头”、小椒，以及“大卵子”等洲上所有的人的差别时，我却生出了一些连自己想来都好笑的想法，比如：要与“扁头”他们一样，做个一天能得满工的劳动力。
我炒了盘花生米，吊个两吊酒，从中午拦到晚上终于在门口拦到了“土墩子”。
“叔，进屋坐会儿？”在外我都是喊他“大队长”。这么喊，我是有意的。
“不了，饭点到了。”“土墩子”背着手，扭着身子朝我这边，步子还是那个步子。“屋草刷得差不多了吧？这些天队里下地的活儿少，多叫‘扁头’过来帮帮忙。”
“叔，我有事找你呢，”我说，“屋里有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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