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创研会”是北京文联成立前，李伯钊、赵树理等组织的一个文艺团体。任务是团结北京写言情、武侠等的作家，帮他们解决困难，安排工作，老舍刚从国外回来，没有工作岗位，他主动参加这团体的活动，跟北京市的作家结下了友情，后来北京召开文代会，成立文联，老舍当选为主席，就正式做起北京文联的“首长”。
我在文联刊物《说说唱唱》当编辑，天天有机会和老舍见面。发现这位主席是个矛盾统一体。一方面他是认真的主席，每天午后必来办公（上午是他写作时间，雷打不动），该管不该管的事找到他他都过问；另一方面他又是不像“领导人”的领导人。在他身上嗅不到官气。他看人没有职务高低之分，只有辈份大小之别。他与我们这些小兵最大的不同，是他的整洁与我们的邋遢成强烈对比。老舍每天刮脸，上班若穿西服，必打领带；穿干部服，一定结风纪扣，衣履整齐，从不马虎。属下们则是另一番作派。我的组长汪曾祺，解放后还穿出风的滩羊皮袍，从不把扭绊系严。脸上胡子拉嚓，看来像一苇渡江的达摩老祖。副主席赵树理习惯穿干部服戴帽子。但干部服上全是烟烧的洞，纽扣掉了也不补。帽子从来没戴正过。（他不是戴帽子，而是顶帽子。帽子顶在头顶，单摆浮搁。）我以为这是一种时髦，便学习不修边幅之风。我就住在编辑部同一楼上，有天清晨穿着背心裤衩就进了办公室。没想到老舍已经早在那里坐着。他看了我一眼，先是一楞。随即带着为难的笑容说：“小邓，你先把衣裳穿齐了再干事吧。大小咱们也算个衙门不是，这样子来个人招人笑话。”从这儿我上班时才知道要注意仪表。
他跟大家平等相处，毫不造作，出于本色。有一年春节，北京市文艺界朋友联欢，山杂志编辑机关干部等票友演出京戏，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吴素秋等真正的名角则一律在台下当观众。裘盛戎上武场打锣，李万春等到后台帮助化妆。这实际上带有玩笑性质，图个热闹。派给我的活是演《宇宙锋》中秦二世。临上台前漫画家李滨声现给我说的戏。本是小生当行，我嗓子不行，改唱大嗓，也改成了丑扮。进相府时本来就两句唱。“卫士掌灯相府进。”打个背弓，一笑，接着唱“灯光之下一美人”。我觉着不过瘾，便发挥创造。唱完头一句后增加了许多动作，看到秦小姐先是吃惊，然后大笑。还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作了许多内心独白。这一来果然引起台下一片掌声，有人还叫怪声叫好。等大家笑完，场内静下来之时，忽然从前排正中间传过来一声叹息。大家顺声音望去。只见老舍扶着他手杖连连摇头。做出心疼的样子，用不高不低，不紧不慢，全场又都听得见的声音说：“哎哟！可惜了的行头哟……”
本已静下来的观众，哗的一声像炸了窝，连鼓掌带笑使晚会达到了高潮。有人笑道：“小邓原来只是个捧哏的，在台上做铺垫，包袱全靠老舍先生摔响。主角在台下呢！”
晚会结束后，大家还围着老舍先生谈笑，老舍说：“过年这么闹闹还可以，正经票戏可不能乱洒狗血。京剧是伟大的艺术，不能乱糟蹋！”
老舍很少成本大套的发表文艺理论。我们写的稿子他都过目，看完常常批上几个字，但从不摆理论架子。我写了篇凉山彝族故事，里边有段描写说“山谷中的雾气，夜间凝在绿叶上变作露水。太阳升起露水化作白云，飘到山顶，浮在空中……”写完满得意。交到编辑部。老舍看完批了几个字拿回给我。上边写道“云是云，雾是雾；雾是雾，露是露。各是各嘛，你别瞎搅合！”
当时强调“一边倒”，什么都学苏联。连文学作品也是苏俄的最时髦。我学写作也是从苏联文学入手。不仅对他们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盲目信仰，连文风、文体都极力模仿。我不懂俄文，实际是模仿的翻译文字。写时绝不说“河边有三棵树。”而要写成“树，一棵，两棵，三棵，直直地美丽地拉开距离在看得见激流听得清水声铺满野草开着鲜花高出地平线的岸堤上挺立着……”年轻朋友虽有人叫好，真有修养的人却不以为然。有天我问老舍先生：“人家说我的文章写得不顺溜。你说怎么才能写顺溜？”他说：“写完之后关上门，出声的念两遍。自己念着顺嘴，不打奔儿，别人看着也就顺溜。连自己念着都绕口令似的，人家看着也决不顺眼。”这点教导，我受用一辈子。至今写完文章，仍关上门大声念两遍，碰到绕嘴的地方，必定改过。
老舍不大谈理论，说话和气，不等于他没有主见或不坚持自己的观点。只是有时迫于形势，不得不在说法上有点变通。有位地位、声望都处在巅峰期的朋友写了个剧本，演出后许多报纸大加捧场，可观众并不满意。剧团开座谈会，把老舍先生也拉了去。发言的人多半叫好，请老舍发言，他就极力推辞。大家坚持要他谈。他笑笑说：“意见我不提了。说个笑话给大家解闷吧。”他就说有个唱戏的，唱花脸，专唱张飞，可是唱的太次，一张口观众就纷纷退席。剧团只好辞退他，那人说：“要我走可以，得把张飞的行头送给我，我拿回家唱去。不然我决不走。钱可以不要，戏非唱不可。”剧团只得把行头送给了他。他就换上行头在家里唱。没过一个星期，警察来找他了。因为居民们纷纷投诉，被他吵得四邻不安，有人得了精神病。警察局下令不准他再唱戏。他说：“不唱戏人活得没劲！”警察说：“一定要唱也可以，到城外没人地方去唱，面对大山大河，爱怎么唱怎么唱，我们不管。”那人就背上行头，到郊外荒山下去唱。唱了几天，一个听众没有，正觉得扫兴。忽然从山上下来个打柴的。他迎上去把丈八蛇矛一横，问道：“呔，你是想死还是想活？”樵夫说：“好好的，我干嘛想死呀？您说想死怎么办，想活怎么办？”唱戏的说：“想死您就走，我决不轻饶。想活就坐下听我唱戏。唱完两段放你过去。”樵夫说：“这好办。我最爱听戏。您就唱吧。”说完就在路边坐了下来。那人就整理一下行头，连舞带唱，打柴的越听越受不了。唱完一段。他擦擦汗还要接着唱。打柴的跪下说：“先生，我看您还是杀了我得了……”
一番话引起哄堂大笑。笑完人们请他接着讲。他说：“完了，要说的我都说了。”
大跃进时期。全中国像是“文曲星照命”，人人都写起诗来了。各行各业各地区都办“赛诗会”。北京一个区办“赛诗会”，请老舍代表文联参加。老舍听了半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中国人民力量大，天不怕来地不怕”之类的“诗”，始终没说一句话，散会前主持人一定叫老舍发表意见。老舍思考了一阵说：“我来向大家学习，学习大家跃进的精神，革命的意志。我确实很受教育。至于说到诗嘛。我得说句实话，这些不叫诗！”
在那个年代，那种政治空气下，说出这句话来，是很需要勇气，并要担点风险。果然，过了不久就听说有报纸要批评老舍。但不知为什么却又压了下去。（有人说是周恩来总理干预了）。这样，到文化大革命时，老舍的遭遇就完全在意料之中了。不过，对他的离去，我却是在特殊情形下猜到的。
那时我已久关牛棚，挨斗是家常便饭。有一天挨斗的方式却有点特殊。平时挨斗只在胸前和背后各挂一个牌子。上写“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文艺黑线的孝子贤孙……”等头衔。打上几个大×。人们“揭发”“批评”的也都是本人“罪行”。这一回却在身上背的牌子之外，又在我面前立了一块牌子。字朝外，写的什么我看不见，但看得出人们全都对那牌子很注意。斗争开始后。一叫我的名字，造反派就在我身后亮出一幅国画来。那幅画是我结婚时，老舍叫林斤澜到他家取来送我的。林去时老舍正认真在替我找画。林说：“小邓年轻，是晚辈，您不必特别挑，随便找一幅他就高兴。”老舍说：“不，我要给他选一幅，他是山东人，选一幅跟山东有关系的。”结果找出松小梦的一幅花卉。是两个册页裱成一轴挑山。上边那幅兰花很特别，只有花不画叶，这种画法颇少见。老舍看了很满意，提笔在左上角写道“松年字小梦，蒙古旗人，为宦山东，以书画名，祝友梅结婚幸福。一九五三年三月”。这画我很爱惜，发配到东北我也随身带去。经常拿出观赏。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造反派抄我家就把它抄走了。我奇怪在这斗争会上拿出它来做什么？
我一走到台前，造反派就喊了口号。“打倒死不悔改的反动文人老舍，肃清老舍的黑爪牙……”有个女造反派质问我：“这画是不是老舍送你的？”我答应说：“是！”“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什么事都要问个为什么。他为什么送你画？”“因为我要结婚。”“结婚的人多了，为什么单送你，这证明你们关系不一般！老舍是文艺黑线的黑干将，你跟他关系不一般，你说你是什么人？”不等我回答，底下的人就喊道：“邓友梅是老舍的黑爪牙。是挖社会主义墙角的小爬虫……”我挨完斗退到一边，这时换上了另一个人。那人面前也立着个牌子。我看不见自己面前立着的牌子。却看得见他面前的那块。那上边写的是一个刚刚自杀身亡者的名字，我心里轰的一声，再一想造反派斗我时句句不离老舍，还用了不少“死有余辜”“自绝于人民”之类词句。我估计老先生怕是拂袖而去了！
散会后，造反派头目还跟我谈了两分钟的话。我便试着从他口中探听点消息。他问我：“怎么样？对今天的批判服不服？”我低头说：“服了”——（后来看到一些回忆录，才知道许多朋友在“四人帮”面前都铮铮铁骨的挺胸而立，敢于斗争。我感到无地自容。但我也不能说谎，当时我是绝望而且认输了的。）
他问：“怎么今天态度有进步？说一说，有什么活思想？”
我说：“如果连老舍都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了，我还有什么可委屈的？再大的罪名我也认了。”
“噢？就这么想的通，没一点不同意的地方？”
我说：“那倒是也有一点。我只是在老舍负责部门工作过，是个普通工作人员。既算不上他的黑爪牙，更谈不到是文艺黑线的徒子徒孙！”
他说我在狡猾抵赖，原则承认，具体否定，大帽子底下开小差。这是反革命分子惯用的坏招，他不会上我的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