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0月16日，索尔兹伯里夫妇把我从康涅狄格送到了纽约。
车子开到索在纽约的公寓夏洛蒂先下了车，和她告过别，索继续前进，开到一个汽车修理店（不能叫厂，因为它太小，相当于我们的自行车修理铺，汽车体积比自行车大，这铺面也就大点），索把车交给店主兼修理工，叫他去检修擦洗，我们又叫了部出租车去侨报。
的士沿着河边走，就是这条河在纽约分开又合拢，造出个曼哈顿岛。从而又造出那座大家都熟悉的桥，凡是以纽约为背景的电影，一开头准要拍它。不论艺术片、功夫片、侦探片、广告片，甚至“儿童不宜”的片中连作爱都选择在这桥上。恰好走在这桥旁时，索和司机发生了争执。我虽听不懂，但看得出那司机的表情和我国出租车司机耍刁时表情相似。估计要敲我们的竹杠，索争了两句，就点头不耐烦地连说“oK，oK！”然后冲我作了个鬼脸，下车后索掏出钱给了他，头也不回就领我进了《华侨日报》的大门，小声对我说：“No Good”又摇摇头。证明我的猜测正确。索虽然仍有些悻悻然，我却暗地有点高兴，改变了我对有些事的看法。有次张洁的母亲病重，张扶她在路边拦了几辆的士都没停，后来她急中生智，掏出几张美钞举在头上摇晃，马上就有的士靠了过来，我对此事就很反感。有时从外地回来，若是半夜下飞机，总是得多付一倍钱才要得到车。我对此类事也不痛快。现在看到美国司机也是这样，知道这一套原来是从外国引进的，我就想开了，既然有的名歌星连说中国话说法都要从港台引进，非咬着舌头把四声尖团弄说错不算新潮，的士司机从国外引进点新手法，有什么可大惊小怪呢？
索把我领过侨报办会楼。把我交给王渝，就告别了，约好和我明年春天在北京再见面。
侨报设在距“孔子大厦”不远的一条小街上，是座四层或五层的楼，楼下一层是旅行社，闹不清是什么旅行社，总之是一家中资或是和中国有关系的企业。它的广告上有中文说明，专门承办去中国大陆旅游的业务，二楼是侨报的编辑室，已经过了下班时间，我们到时，王渝和另一位女士正在研究是否还等我，因为有我上次飞机报错时间和航班的例证，她怀疑这次我又报错了时间。
王渝请我先住到她家去，这样就可以把不用的行李，存放到报社四楼一间住室内。这间屋虽不大，却很住过几位名人，国内受单独邀请来访的一些作家到纽约后多半在这里住几天，一是便于和这里的华人文化界朋友交往，而更重要的是这里对国内来的朋友免收房费，目前住的是一位国内某报的记者。侨报和国内有些报刊，建立了协作关系，每年请一两位国内同行到美国来实习。侨报也是我这次来美讲学的赞助人之一，我虽是应几个大学所邀，但侨报热心提供了往返机票，才促成此行。
行李放好后，王渝就领我直奔地铁站。到中央车站下了车，又换上一列地上的火车，再继续前进，用去於梨华处的同样手续，减去一半时间，才能到王渝住的高级住宅区。这是一片围在绿化地中间的楼房。虽比起於梨华的山间别墅还有段差距，但在纽约这地方能有这么片静土，也就不易了。我估计这是王渝外子老夏买的，他是联合国职员，收入可观，不然在中资系统的王渝绝买不起这样的房。
晚上王渝下厨为我们做饭，吃饭时我表示感谢，老夏就趁机提出，要我去联全国作一次演讲，这个场合提出的要求是无法推托的，但我提了个条件，只谈文学，不谈政治。我认为联合国是个政治机构，估计它的成员对政治兴趣比文学大，而我是最怕讲政治的。谁知老夏一听欣然答应，他说我若不提出来，他还想向我建议少谈政治呢。联合国当然是个政治机构，但他们普通工作人员可并不是政治家，上班时间听各国政治家演讲，那是职业上的需要，业余时间他们才不想再听那些东西。我接受了邀请，何时去讲等他通知。
第二天吃过早饭，仍随王渝乘地铁去侨报。和侨报的负责人商量我这两天的活动日程。18日当天，侨报对我采访，中午请我吃便饭。19日，由L陪我上街游览和买东西。
L和我是熟朋友，他原来是北京一家报纸的理论编辑，写评论文章很有点名气，前几年他太太到美国来住娘家，得了病，便没再回北京，他请假来美探亲，也从此留了下来，他不愿呆在丈人家吃闲饭，况且这也不符合美国习惯，总要找个工作挣钱，但英语还听不大懂，又不会占卜烹饪，能干什么呢？学中文的，只能找与中文有关的事作，便应聘到侨报，不过不是作编辑，而作校对。宰牛刀用来杀鸡，当然轻而易举。每天上午来几个小时，把大样上的错字，标点改改。一天的工作便作完了。轻闲倒也是轻闲的，几年前我来纽约时，觉得他多少有点寂寞感，这次好多了，有人告诉我现在他也替报纸写点社论之类文章，只是不署他的名字，他自己跟我说，除去报社的工作，他还在筹办个公司并与人合办个华文刊物。精神上和物质上看来都比我上次来时强。
采访就在侨报的三楼进行。无非谈点国内文学界的近况和我这次来美的活动情形，因为是熟朋友，谈得很顺利，没一会儿工夫就完成任务了。距离吃饭还有一段时间。我就回到二楼编辑室翻看近日报纸，二楼这间屋，是侨报主要办公室，一间大屋，横竖放了足有一二十张办公桌，从主编到校对全部人马“汉八郎当”全挤在这里。这样，只要来一个客人，就是全体的客人，谁碰上谁就接待，绝不会使客人受冷落。因为侨报几任老总对文学交流都热心，许多次国内作家来美都是他们提供的旅费。这编辑室就成了中国作家必到的地方。作家来得多了总会有点趣闻。趣闻之一是有天几个编辑在闲谈：“大陆女作家作品虽写得很好，但长相似乎都平常，不像台湾女作家里几位出名的漂亮……”正说之间突然推门走进两位靓女，明眸皓齿，乌发红颜，风度优雅，光彩照人，一时四座皆惊。两位小姐笑嘻嘻地问道：“这里是侨报编辑室吗？”大家抢着答应。二位就递过两张名片来，接过一看，上边写：“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王小鹰，程乃珊。”众人看了赶紧招呼，从此再不敢说大陆女作家缺少靓女。
这个编辑室确实是个结识朋友、扩大交往的好地方。这次在纽约，我在这里坐过两次，两次加一起约有三小时，就遇见了几个有趣的朋友。这天我为了等吃饭，坐在那闲看报，翻看间忽听耳边有个声音很耳熟，抬头一看，乃是大名鼎鼎的C先生也，C原来在中央某学院当教师，“文化大革命”后期，他有一张反对“四人帮”的大字报很被大家传诵了一阵，是个有思想有作为的壮士，不知应美国哪个部门之约来进行文化交流，也不知为什么他延期未回。反正有好几年没见到了，不料在此碰见，见他衣冠不整，形容狼狈，我怕认错人，就问身边一位小姐，这是不是他？小姐说是的，他近来也在这里临时打工，正说着，他回头也看见了我，欢呼一声走了进来，我也很高兴，寒暄后便问他为何如此狼狈？他说倒霉透了，上午在街上去了趟公共场所的洗手间，跟着又进去一个黑人，黑人进了门就把厕所门反锁上了，向他伸出手来说：“朋友，我口渴得很，有钱拿出点来给我买杯啤酒。”C可能没完全听懂，也可能想发扬与坏人坏事作斗争的传统，也可能就是舍不得钱，总之拒绝了他的要求，这位黑哥儿们全不顾华人和他一样在这里都是少数民族，也不懂少数民族应当团结起来为共同的利益斗争的道理，三拳两脚把他逼到屋角，一手卡住他脖子，一手在他身上乱翻，终于从内衣口袋里翻出一二百美元来，不见钱则已，见了钱这位黑朋友反倒火更大了，摇着钱冲他发表了一通演讲；教导他为人必须诚实。说完把钱全放进兜里，腾出手来，用中国红卫兵触人灵魂办法触了一通他的躯体，以致弄成这么个模样。我听后安慰了他几句。他说：“这个鬼地方，我不想呆了，我不久就要回国去！”
他走之后，我仍看报纸，这时屋里很静，就听见王渝跟一个男士在谈话，声音虽低，但谈得很热烈，那男士嘁嘁嚓嚓，表情诚挚，样子像是对侨报有所求。王渝女士，仍是那副忠厚笑脸，连连点头，好像是表示同情。再看那位男士的穿戴，上身一件松松垮垮的旧夹克，脚下拖着双已看不清颜色的破皮鞋，样子好像也刚被黑人兄弟打劫过的，估计这又是个来侨报找工打的流浪者。为怕人家难堪，我赶紧低下头再去看报。过一会儿那位同胞问了王渝一句什么，便朝我走了过来，热情地伸出手说：“唔，原来你是邓先生，久仰久仰，我叫谢天乐……”说着送过一张名片，我一看上边写着“全美江西同乡会会长，什么公司董事长……”光头衔有好几排。这时王渝过来为我介绍，才知道他是台湾鼎鼎大名的作家、记者谢青。我这一惊非同小可，因为听朋友说过，这谢青发了财，没心思写作品了，怎么也和刚才那位C兄一样，一副狼狈相呢？出于写作人的职业习惯，我便拐着弯问他：“你们刚才好像在谈点重要的事，是不是叫我给打断了？”他说：“没什么，一点小事，我有个旅馆不想要了，现在每年净收益有几万美元，我卖给别人也是卖，这个便宜不如叫自己人得去，所以我劝他们买下来。”我说：“这么好的产业为什么你自己不要了？”他说：“挣钱挣腻了，我经营烦了，我的钱已经够用到死了，还要那么多钱干什么，留出些闲时间来写东西好不好！我以前写作很有热情，可是靠写作混不饱肚子呀，这才改行去作生意。谁知狗运亨通，作了几年地产发了财了。作生意是为赚钱，有了钱还作生意干什么？留点时间给自己用用不好吗？”我们谈熟了，我就问他：“在美国你也算个富翁了，怎么还这身打扮？”他说：“入乡随俗吗，参加上层社会社交活动，我比谁穿得都讲究。咱们绝不能在白种人面前丢身份，可这是上唐人街来呀，这样老乡们才把我当自己人是不是？而且这样我走在华人区、黑人区都安全无恙，在美国这么多年我没像C先生那样遭过抢劫。他看我这样不像有钱的！”他问我住在哪里？我说：“我现住在王渝家，但我觉得太麻烦她，准备一两天就搬出来，到一个年轻朋友家去住几天。”他马上说：“到我旅馆去。到那里我管你吃住交通，别的自己解决。我没工夫陪你，但你爱住多久就住多久。”我虽很感动，但还是谢绝了，因为凭我那一句半英语，我还不太想完全自由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