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电视新闻上报道一则消息，香港各界开座谈会，畅谈如何迎接香港回归。因为这是香港被英国强占为“大不列颠海外属地”的最后一年了。香港的殖民地命运就要结束，香港上空将要飘扬起五星红旗和香港区旗。
这使我浮想联翩。
妻子在香港工作时，每逢春节，我都要在罗湖口岸和香港来的人流打照面。他们挑着担、背着包急急通过入境口，忙着回家过年、祭祖；我则提个小包，穿过出境口赶到香港和家人共度除夕。从香港来的车座无虚席，回去时则空空如也。有时整个一节车厢中只有我一名乘客。列车员小姐好奇地问：“先生，过年了还出差？”我说：“我这是回家过年！”她惊奇地看看我又说：“香港人都把内地当作老家，春节期间我们加车次，加车厢都还忙不过来，你倒出去过，奇怪！”
是的，香港是中国的地面，香港人是中国人，天经地义！但人们可曾想到，在香港，人们要保持这个观念并传之后代，需要多坚强的意志，花费多大精力？
英国殖民政府，千方百计泯灭中国人的民族自尊，灌输殖民地意识。孩子们一上小学，政府审定的教科书就对他们说：“香港是英国女皇皇冠上镶的明珠，长大要做大英帝国的顺民，思想行为要以宗主国国民为榜样。”香港的中学也有历史课，但讲的是英国的历史。讲到“鸦片战争”，说那是大不列颠为中国开放做的善意帮助；讲到割据香港，则说是英国女王对此地施赐雨露之恩的开始。社会上更是无孔不入渗透殖民意识：官场正式社交场合都以英语为正式语言；天空飘着的是米字旗；钱币上是英国女王像；街上的路牌是“域多利皇后道”，“摩利臣山道”，“骆可道”；吃的是“吐司”，“白脱”，“三明治”；乘凉要上“维多利亚海湾”；看赛马则到“英国皇家马会”。极力形成一种观念：英国人高人一等，中国人矮人一头。说英语是有教养，有身份的标志；说中国话卑俗下贱，贫穷粗野！孩子们从小就学会管母亲叫“妈咪”，管公共车叫“巴士”。社会上充满殖民地畸形风气。满街流行英式协和语：卖烟酒的小店叫“士多”，打球叫“打波”，黄油叫“白脱”，拐杖叫“司提克”。
英国人的奴化、殖民教育并非没有结果。确实有一小部分人忘了祖宗。他们只说自己是香港人，却不承认是中国人。你在街上向他问路，他会模仿英国绅士派头有礼貌地、矜持地说：“对不起啦，我的中国话讲不好，你可以用英语吗？”有次在一个晚上，我跟一个人谈到上海近年来的建设。他居然瞪着眼问我：“哗，上海这地方我听说过，可闹不清它在哪里，是上海大还是中国大……”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气氛中，父母要教育孩子别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不仅要在家庭教育中讲中国的历史、民族情怀，而且要言传身教，在各种具体小事上施加影响。这要有坚强的爱国心和持久的毅力。懂得这一点，对于过年过节匆匆赶回内地祭祖的人就会充满同情和敬意；懂得这一点，对香港的许多现象也就会有一个新的视角。十几年前我初次到香港，在高楼林立，满街洋文招牌的路边墙角，会对立着土地牌位并且其面前和小香炉中从没断过的香火感到滑稽可笑；看到现代化的园林设施中竟然立着些“和合二仙”、“月下老人”、“寿星老”、“麻姑献寿”的彩塑觉得俗不可耐；见到在西方现代派建筑风格的摩天大楼供着关圣帝君的神龛认为不伦不类……但当我悟出香港人的爱国意识、怀乡情结后才意识到这恰是人们潜意识中不忘本心态的流露。
将近一百年，尤其是二战后的数十年间，由于历史进程、国际局势、地理条件等等数不清的原因和机遇，这个小小渔村在香港人的勤奋努力下建成了国际大都市。它有健全的工业基础设施，有现代化交通网络，电子时代的信息交流，更重要的是它有勤劳智慧、善于经营、勇于创造的香港人，它成了世界闻名的自由港、金融中心、工商重镇，得到了“投资天堂”、“购物天堂”、“贸易中心”、“交通中心”等等雅号。白天站在太平山顶朝下一望，豪华富丽、多姿多彩的建筑物争奇斗胜，行人像钢筋混凝土森林中爬行的蚁群；夜晚坐到和合大厦顶旋转餐厅中往下一望，车流像霓虹灯山谷结队的甲虫。
香港经济发展的成就，给英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入。且不讲金融、工商、交通、进出口带来的巨额财富，只一场跑马下来香港政府就收入百万计的税金，这种赛马每周都不少于两次。所以英国政界人士香港总督其年薪收入比在本土当首相高得多。
当然，香港并不对谁来说都是天堂。有位在香港写作了数十年，出了几本诗集，写过上百成千篇专栏文章，颇有名望的诗人，前年去世时，竟是靠文友们资助才付出殡仪馆的费用，才草草入殓。我还有个朋友，是著名的京剧评论家、散文家，在香港笔耕了数十年。有了病在香港治不起，要回北京来治。来京住不起酒店宾馆，只靠人情住在一家剧场的前台楼上。不管得什么病，每天都要天不亮起床，先写完几篇专栏文章，等邮局一开门就赶快寄往香港。然后才匆匆吃了早饭上医疗地。因为香港报纸的专栏每人都有固定的版面，你空下几天不写编辑就要请别人填补。别人一占了版面就再也不会退出。你若再写报纸上就没你的地盘了。就是这位朋友，前不久写作到深夜，筋疲力尽，趴在桌上睡着了，手中没吸完的香烟引起火灾，使他大面积烧伤。新华社和文学界朋友纷纷捐钱才设法把他送进医院，可救治不及含恨去世了。这还是名人，作家！在那些丧失劳动力的老年打工者看来，他们简直是在天上！我曾到过不止一处棚户区，别的不讲，四十多度高温下，几代人挤在又脏又窄、用帆布和木板支起的窝铺中，看着就令人叹息。香港是不夜城，每到华灯初上，铜锣湾被霓虹灯照得如同仙境。但在豪华的大丸公司楼前，松下百货公司门下，却少不了边弹琴边乞讨的残废人。有好几年时间，我总在湾仔一家银行灯柱下看见一个巴基斯坦老人跪着，一手捂着胸口，一手伸向路人，连连顿首，默默不语。
但香港毕竟是个富裕、发达的现代大都会，人均创值和收入，生活和消费水平远高过中国国内。特定的环境形成了人们特定的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一百年的隔离与内地形成多方面差别。因此在《中英联合声明》发表前，有些香港人内心是充满矛盾的。他们爱国，愿意香港早日回归。但他们又担心一旦回归会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变化，使他们无法适应。而且不同阶层的人有不同的顾虑。我有个文化界的朋友，就曾对我表白心境。他说他是爱国的，愿意看到香港早日回到祖国怀抱，但是他又怀疑香港回归之日，也是他无家可归之时。因为他是靠写专栏文章生活的，他的许多观点与国内不一致。他又不想改变自己对许多事物的看法。他认为大企业家并不怕回归，中国共产党早已用事实证明，对企业家是极为尊重、团结的；工人们更拥护回归，他们在政治上是领导阶级，会得到信任和依靠；惟有他这类知识分子，既没经济资本又没政治资本，只靠香港这点所谓的“言论自由”写文章过日子。而惟独对这点自由他怕没有保障，因此，他举双手赞成一国两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