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八日的夜晚，我是在西藏日喀则的一家医院里度过的。我在这家医院采访，提出想和护士一起值夜班，院方一口答应了。于是这天夜里，我就在外科病房守着。虽然已是五月底，但在西藏，在西藏的夜里，天气依然很冷。我抱着一杯热茶，守着炉子，和护士小殷聊天。
小殷是个北方姑娘，个子高高的，脸庞红扑扑的，健康开朗，也善谈。我问她在外科当护士是不是比其他科更累呢？她说那倒不一定，但比其他科的紧急情况多。比如五月十二号那天，是护士节，我刚参加完医院的歌咏比赛，还来不及看分呢，就来了个急重病人，我只好跑步到科里，跑得比唱歌还要喘。她说话的时候笑眯眯的，像在说一件好玩儿的事。什么病？我问。车祸。她说，当时情况可糟了，瞳孔一大一小，昏迷不醒。现在呢？现在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但还是嗜睡，腿肿得发黑，我用热水给他敷也缓不过来。我们给他上了特护。主要是车祸之后没及时送来，又冻了一下。如果不是一个道班工人发现，可能就没命了。肇事司机逃逸了。
我想，这个年轻姑娘不知见过多少生死了。我又问，你们什么时候最忙？小殷说，每年年底。为什么？小殷笑道，新兵进藏啊，总有一大批患高原反应的。把所有病房都住得满满的。怪不得她笑，她一定认为我这个老兵应该想到这一点。
我们聊了一会儿，小殷看看表说马上要到休息时间了，她得去查房。我便和她一起去。外科总共有十来间病房，大部分房间已熄灯休息了。走到其中一个黑了灯的病房时，小殷推开门打亮灯说，喏，就是靠窗户那个。我看过去，床上躺着一个人，一动不动，床头柜上干干净净，只有一个大概是用来喝水的玻璃瓶。我说，没人来看他吗？小殷说，他一直不说话，我们也没办法通知他家人。小殷走过去，给他掖了掖被子。他就像荒原上的一根草，我忽然想，小殷她们，就是照在他身上唯一的阳光了。
我们关上灯退出来，走到一间亮着灯的病房，见几个兵在玩扑克。我注意到其中一个兵将两只胳膊架空，抬得很高。小殷像幼儿园老师吆喝孩子那样大声说，睡了睡了，再不睡就给我搓棉球去！几个兵并不害怕，嬉笑着说好啊好啊，只要你肯。小殷说，快关灯了！每天都不自觉。几个兵就把扑克收了。动作倒是快，几下就上了床。小殷发现还少一个，就问，十七床呢？几个兵说，不知道，可能看电视去了。小殷生气地说，看我怎么收拾他。
我和小殷走出来，问，那个兵为什么把两只胳膊抬那么高？小殷说，他刚作了腋下切除术，他有狐臭。我不解地说，狐臭也要来做手术吗？小殷幽默地说，当然了，因为他已经臭到影响团结了。
我们回到护士办公室。窗户上竟然有个苍蝇，到底是夏季了。小殷拿起一张旧报纸向那只苍蝇它靠近。我说，你进来这么多年了，有什么最难忘的事吗？那只苍蝇往上移了移，小殷够不着了，只好脱了鞋踩上凳子。踩在凳子上的小殷说，它也缺氧，飞不动。小殷“啪”地一下，把苍蝇给拍死了。给我的感觉拍的不是苍蝇。小殷又说，最难忘的事？一下还说不上来。
我知道自己这个问题问得很笨，但它是个可以讲故事的问题。小殷从凳子上下来，把报纸扔进字纸篓，然后很仔细地洗手，好像刚才她是用手抓的苍蝇。
有一年冬天，小殷开始讲故事了。我知道会这样。怎么可能没故事呢？小殷说，其实还不是冬天，刚十月底。下了一场大雪，特别大。可以算是雪灾了。我们医院送来五个被冻伤的军人，那时候我还在手术室，并且怀着孩子。五个伤员里，有四个军官、一个士兵。他们是在探家回来的路上遭遇这场大雪的。上路时一点下雪的迹象都没有，走到一半就突然下起来了。他们坐的车先是迷了路，然后又陷住了。他们就下来步行，路是走对了的，但还是全部冻伤了。我问，不走不行吗？不能就在车里等吗？小殷说不行，那样说不定会冻死。我又问，伤得厉害吗？
小殷终于洗完了手，一边擦一边点头道，厉害。五个人送来后，分别被截了肢，有的是脚指头，有的是脚后跟，最厉害的一个截了小腿。不截不行吗？我再问。不行，小殷说，那样会一直坏死上去，影响到健康肢体。
我不再问了，心里有些难过。小殷给我的茶杯加了水，说，知道不？那个截了小腿的，是我的朋友，一个军医。
一个军医？我心里一动，他叫什么？小殷说了一个名字，是我不陌生的。
小殷说，当年我们一起到内地医院进修过。他进修医生，我进修高护。他人特别好，当时如果没有他，那几个人可能会伤得更厉害。
我看看小殷，觉得她很平静。这中间应该有故事的。我想，如果他们是恋人呢？那会怎么样？那可能就会有个有些悲壮的爱情故事。不过我又想，这样的爱情故事除了我这种所谓的作家，谁会喜欢呢？
尽管如此，我还是非常想问她，她和他之间，有故事吗？
小殷没察觉我的心思，继续说，他们后来恢复得都不错，很快就出院了。我那个朋友结婚后，还带着他的妻子孩子上医院来看过我们呢。住了两三个月的院，和我们医院所有的人都有感情了。那个兵后来也结婚了，他是写信告诉我们的。
我正想不好怎么开口，走廊上忽然传来一阵嘈杂。小殷职业性地跳起来冲出门外，很快就没了人影。我也跟了出去，看见医护人员簇拥着一辆担架进了急救室。过了一会儿小殷跑回来对我说，要输血，我得去叫护士长。我知道护士长住在医院外面，就说，我和你一起去。小殷说，好。我们俩拿上电筒就往外跑。
天很黑。西藏的夜晚通常都有大月亮的，但偏偏这天晚上没有。我和小殷互相拉扯着，深一脚浅一脚地跑出医院。路上小殷告诉我，送来的是个小战士，施工时开挖土机，挖土机翻了。小战士本来可以跳下来的，但他想保机器没有跳，结果被压在了机器下面。伤重吗？我问小殷。小殷说，肯定重。六点受的伤，一直昏迷到现在。六点就受了伤，那为什么现在才送来？太远了，一百多公里的路，路况差，天黑还不能开快。他们部队在哪儿？我问。小殷顾不上回答我，因为护士长家已经到了。护士长是个藏族人，家就在医院外面的一所藏民院子里。小殷冲着院子叫道，护士长！护士长！最先回应她的是狗吠，接着灯亮了。小殷说，走吧我们回去吧。我说你不等护士长出来？她说不用等，她会马上来的。她已经习惯了经常被我们半夜叫醒。
果然，我们刚回到科里，护士长卓玛就来了。卓玛一来就上了等在那里的救护车，到附近的采血点采血去了。小殷告诉我，他们医院每次输血时都是现去采集，因为没有好的贮存设备。医院为此在当地建立了一个比较固定的献血人群，以备急用。
救护车消失在黑夜里。我想象着汽车开进寂静的村落，一些村民从睡梦中惊醒。他们爬起来——他们一定都是些健壮的村民——披上衣服，纷纷到车上去献血。他们也许会问，是谁受了伤？也许不会问。已经习惯了。或者他们根本就还在睡梦中，在睡梦中就将他们的鲜血融入他人的身体，挽救一条生命了。
我为这个想象感动，想说给小殷听。回头看，见小殷正伏在桌上，急匆匆地为那个伤员办理住院手续，我一下觉得自己真是个局外人。对小殷她们来说，这也是稀松平常的事了。只需要工作，不需要想象。
我凑过去看，看见了那个伤员的名字和部队代号。我随口问，这个部队在哪儿？小殷说，在羊卓雍湖那边。我心里一惊，又问，那边就他们这一个部队吗？小殷说，好像是吧。我一下有些兴奋，羊卓雍湖！真没想到。小殷说，你去过？我说很多年前去过。
那是我第一次进藏，从拉萨到日喀则的新公路还没修好，只能走一条土路，那条土路就要经过羊卓雍湖。那可真是条名副其实的土路，不仅车外尘土飞扬，就是我们坐的吉普车内，也弥漫着灰尘。我们的嘴里鼻孔里全都是土。后来我们四个人，加上司机，停车在湖边吃了一顿午饭，是干粮和罐头。如果不是留下一张照片，我就把这事给忘了，我是说在湖边吃午饭这件事。照片上的我手上拿一把小刀，是用来当筷子的。
但我之所以感到兴奋，不是因为我曾经去过羊卓雍湖，而是因为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是我的女友。她听说我经常去西藏，就拜托了我一件事，要我在方便的时候，替她打听一个人，一个男人，一个她曾经爱过的男人。她说她已经和他失去联系多年了，只知道他进了西藏，在羊卓雍湖某部队当军医，其他一切概不清楚。
可是我此次进藏，所有的行程都不经过羊卓雍湖，新路修好后，去日喀则已用不着走那条土路了。所以女友拜托我的这件事，就被我搁了下来。这个小战士的突然出现，让我突然想到，会不会在偶然之间，就打听到了他呢？
这就是我兴奋的原因。我忙问小殷，送伤员来的人呢？
小殷说，到食堂吃饭去了。他们为了赶路，一直没吃晚饭，饿坏了。
是什么人？我又问。
小殷说，不知道，我没注意。怎么了？小殷终于感觉到了我的异常。
我说，没什么，我想打听个人，也是个军医。
小殷哦了一声，没太在意，我也就没往下说了。毕竟这是女友的心事，我不便到处张扬。我开始等待，等待那位军医，略有一些焦急。
女友和这位军医，读大学时在一个城市，但不在一个学校。她念的是师范，军医念的自然是医学院。军医比她高一个年级，因为两人是同乡，彼此的父母认识，父母就让军医多关心帮助她。军医是个好男孩儿，很听大人的话，每到周末就去关心一下她，比如带她看电影，带她吃饭。有时军医班上搞活动，他把她带上。军医是班长，且成绩很好，个子高大，相貌英俊，总之具有让女孩子动心的一切优点。我的这位女友自然而然就生出了爱慕之情。可要命的是，军医已经有了女友，像他这么优秀的小伙子是不可能闲置的。我刚才说他带她去这儿去那儿，有个前提，常常是和女友一起带着她的，好像她是他一个丢不下的小妹。我的这位女友就很痛苦。
“那时候我就只有暗恋他”，这是女友的原话，“一直暗恋，没有勇气表达，也没有机会表达。我很惨哪！”女友告诉我时，满脸笑容，她夸张地说，“我们这种人，只有暗恋的份儿啊。”
我知道她能够这么无所谓地说出来，证明此事带给她的伤害已经过去了。她是个既漂亮又聪明的女人，还有一份助长优越感的工作，伤害男人的可能大大多于男人伤害她的可能。我也就没去安慰她，我只是说，如果你现在见到他，会对他说起这段感情吗？她说不，当然不。说出来就没意思了。不如留着回忆。从这句话你就可以看出，她是个聪明女人。
尽管她不打算对他说起这段感情，我还是希望能够找到他，让他们恢复联系，让他们曾经动人的感情有个更动人的延续。我就是这么个人，对所有美好的爱情都很热衷。曾经看到一个女作家的文章，她说她一看见那些谈恋爱的男女，就觉得他们有病。我知道这是因为她被爱情或者说被男人深深伤害过，但我还是不能接受这一说法。就我而言，任何时候我都喜欢看到有人相爱，喜欢听到感人的爱情故事发生。也许我爱爱情。
我想我如果在这样一个夜晚打听到了那个军医的下落，我那位女友一定又会夸张地移动她那漂亮的五官的。
等了好一会儿没消息，我有些坐不住了。我对小殷说，他们怎么吃那么长时间的饭啊，要不我们上手术室去看看？小殷说我这儿走不开，要不你自己去看看？就在二楼。
我就上二楼去了。手术室黑着灯，显然手术已经完成了。可伤员送到哪去了呢？我想找个人问一下，却四下无人。我一间一间病房找，终于在走廊尽头，发现一个亮着灯的房间。我走过去，一个护士正好出来。我问，今晚送来的那个受伤的小战士呢？护士说，就在这儿。我进去，见小战士躺在床上，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输血的、输氧的、导尿的，让人看着心悸。床边还趴着一个人，一动不动，好像睡着了。
这时一个老兵走进来。我问他，你们是某某部队的吗？老兵说是。我又说，你们那儿有没有一个叫A的军医？老兵朝床边那个人努努嘴说，他就是啊。他就是A军医？我就像里写的那样，吃惊地张大了嘴。老兵说。对呀，去年才调到我们卫生队的。
我万分惊讶，或者说万分惊喜。尽管事先有一种预感，但真的不出所料时，我还是惊讶得有些心跳。这样巧合的事，是需要天意的。用我一个作家朋友的话说，是需要上帝插手的。我毫不掩饰我的惊喜，我说太巧了，我就是想找他呢！老兵有些疑惑地看着我，我忙主动介绍说，我的一个好朋友和你们A军医是同学，很多年没联系了，托我打听他呢，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老兵释然了，但并不和我一起惊喜，也许他觉得这很平常。他说原来是这样。等会儿他醒了我就告诉他。他醒了意思是我现在还不能叫醒他？我不解。老兵看出来了，说，他太累了，刚才吃面的时候就睡着了。
让他再睡一会儿。这我相信，在我们说话的过程中，A军医始终没动一下，睡得很死。可是，我真是想马上叫醒他，告诉他我的感受，也看看他惊喜的样子。
但我终于没叫醒他。我留下一张条子，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和大概事由，还有女友现在的单位和电话，就离开了。我一再嘱咐老兵，他一醒来就告诉我，我要和他说个重要的事情。
回到外科值班室，见小殷坐在炉子边上看书，我马上就和她说了我的巧遇。小殷说这么巧？我说可不是，简直出乎我的预料。小殷在看一本教材，马上要考职称了。但她还是放下书来和我聊天。她说，你女友和那个军医，他们谈过恋爱吗？我说没有。
确实没有。准确地说，爱过，但没有谈过。
我忽然想到个问题，说，小殷，我想问你个事儿，可能有点儿冒昧。小殷说。没关系，你问，我说。刚才你跟我说的那个冻伤的军医，原来你们在一起学习的时候，他喜欢过你吗？
小殷好一会儿没说话，说出来的却是答非所问。她说两个人都在西藏，成家以后麻烦太多了。我有些明白她的意思了，仍期待着她再说点儿什么。对孩子特别不好。她又说。我仍没有说话。如果不是我们家反对的话，我们就结婚了。她终于说。
这似乎在我的预料之中。我说，那你看到他冻伤的时候，怎么想？
我有些后悔。小殷说，也许他和我结婚，就不会冻伤了。
为什么？我问。
她说，不为什么，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我看出了她的难过，尽管她的语气很平静。我没再说话，心里也难过起来。我忽然想，在这样一个春寒料峭的夜晚，我竟一下遭遇了两个军医的爱情故事。尽管我前面说，我喜欢爱情故事，但并不排除我会为爱情难过。
我不是个坚强的人，难过的时候我总想逃避。可我不知该怎样逃避。
也许我只能逃开这个话题了。
我说，刚才我上去，看见那个受伤的小战士浑身插满了管子，他脱离危险了吗？小殷说，眼下生命危险倒是设有了，但很惨。我问怎么了？是不是要成残疾？她叹息说，还不是一般的残疾，他把睾丸压碎了，也就是说，他这辈子再也不可能生育了。也不能如常人那样过性生活了。
是这样，他才十九岁啊，就在突然之间改变了一生的命运。他还能遭遇爱情吗？他的父母还有别的孩子吗？他醒来之后，发现这一切时，会是怎样的心境呢？
我发现本来我是想逃避难过的，但却陷进了另一个难过。这一回无处可逃了。
小殷见我不再说话，以为我困了，就说，你去睡一会儿吧。我看看表，凌晨一点半的样子。我说算了。她说去吧，那边有个我们平时休息的房间，白天是向阳的，不太冷。我给你找两床干净被子，你可以睡上几小时，7点钟我叫你。
她这么一说，我还真困了，连打两个哈欠，眼泪也出来了。我说，那我就去睡会儿。如果A军医来了，你就叫我。小殷说好的。
脚上暖着小殷给我灌满了热水的输液瓶，我很快就进入了梦乡。一觉醒来时，走廊传来一阵嘈杂。我拉开灯看表，七点多了，不明白小殷何以没有叫我。我连忙爬起来穿好衣服走出去，见小殷一如我睡前的样子，坐在值班室里看书，好像我离开的只是一瞬间。
她抬起头看见我，说，怎么起来了？我还想让你多睡会儿呢。我说你一直在看书？不困吗？她说习惯了。我忽然想起，问：那个军医呢？还在睡？小殷说不知道，他一直没来过。
我觉得不对劲儿，马上咚咚咚地跑上楼去了。
跑到那间特护室，我看见那个小战士仍插着各种管子躺在那儿。但守在他身边的已不是A军医，而是那个老兵了。我连忙问，你们A军医呢？老兵说走了，四点钟走的。我大吃一惊怎么走了呢？他不知道我要找他吗？老兵说，知道，我告诉他了。你把我的纸条给他了吗？老兵说，给了。
我很失望。怎么会这样？早知如此我就不睡觉了。
老兵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张纸条，说，喏，这是他留给你的。
我连忙接过，打开看，上面是龙飞凤舞的一行字：对不起作家，来不及和你见面了，我必须八点以前赶回部队，没其他医生了。谢谢你，我会和她联系的，也请你把我的电话和地址转告给她。
我想，总算还留下了电话和地址。
我放好纸条，走过去看小战士，看这个十九岁就遭遇了重大挫折的孩子。不知是不是麻药的作用，此刻他的脸上毫无痛苦的表情，安详，平和，充满稚气。我心里默默为他祈祷着，然后默默地离开了病房。
太阳升起来了。尽管是在西部，太阳还是升起来了，把天地照得通明。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八日的夜晚就这样过去了。这个夜晚发生了多少我没有想到也无法重复的事情啊。但在这之后，一切依然那么平静。
我走出医院，到街上的邮局给我远在北京的女友发了一张明信片。我简单地告诉她我昨夜的遭遇，最后我说，我是因为你才遭遇这个夜晚的，但这个夜晚对我来说，其重要性已经超过你了。我把一张小小的明信片写满了，然后意犹未尽地丢进了邮箱。
丢进去后我才想起，我忘了写上那位军医的地址和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