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夏，张洁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0小-}说-+网)她是苏州人，人长得文静、漂亮，性格也爽朗，平时是个活跃分子。她在大二时就是党员了，因此毕业前，党总支书记找她谈话，神色严肃地希望她能到二机部的一个单位工作。她当时根本不知道二机部是干什么的，心想既然组织上提出了，那么就答应吧，她想都没想，也没和父母商量，当场就在一张表格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党总支书记再三叮嘱她，暂时不要把分配去向告诉任何人。
去单位报到那天，她没有让人送，自己带着介绍信，提着简单的行李，转了两次公共汽车，七拐八转，才来到位于北京北郊的花园路上。路两边都是半人多高的高粱，只有一处工地，主体建筑还没有封顶，虽然看上去只是一个普通的工地，但门口却有双岗，还有人巡逻，士兵都是荷枪实弹。显然就是这儿了。
张洁快走到门口时，有个人从后面喊了她一声。她吓了一跳。回头一看，是同班同学丁健飞。丁健飞也提着简单的行李，看样子也是去一个单位报到。丁健飞问她去干什么。她想起学校领导的再三交待，不能给任何人说，就含含糊糊地说，到附近来找一个亲戚，可能迷了路，正转悠着找呢，不过应该快找到了。丁健飞说他去单位报到，单位也在这一带，以后多联系啊。他就往前走了。
到了傍晚，到工地临时食堂打饭时，张洁才发现，丁健飞也端着碗来了。原来他们分到了同一个单位，因为保密的原因，谁也没敢透底儿。来报到时，显然都故意打了马虎眼。二人相见，哈哈一笑，这事也就过去了。
张洁和丁健飞来这儿后认识的第一个领导便是邓稼先。邓稼先虽然是他们的主任，但他没有任何架子，部下都叫他“老邓”，而不叫他“邓主任”。他们来的时候，从复旦大学毕业的胡思得也刚来没几天。邓稼先开始也没说他们是干什么的，只是带他们干活、看书。因为要搞建筑，首先要把没成熟的高粱砍倒。邓稼先带领他们几个年轻人砍高粱，搬砖头，当泥瓦工，什么样的脏活累活都干。新垒起来的小屋当宿舍，墙是湿的，地是湿的，被窝也是湿的，好长时间洗不上澡，身上都长了虱子。白天一晒太阳，浑身痒得受不了。张洁和两个来自北大和北航的女孩子住一起，生活很苦，但没人叫苦，因为他们很快就知道了，这里将是保管原子弹的地方，中国的原子弹工程，将从这里起步。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和伟大的事业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因此他们无比的幸福……
星期天，有时候邓稼先带几个年轻人，到东安市场的旧书店里买书，运气好的话，能买到一两本有用的物理学方面的外文书籍，每逢买到有用的书，大家就高兴得跟过年似的，一路上嘻嘻哈哈往回走。
当时他们最宝贵的一本书，是哥朗的《超音速流和冲击波》，是钱三强访问苏联时带回来的，全中国就这么一本。那么多人要看怎么办？大家就刻蜡版，印出来，人手一份，书里面有很多图，也要画出来。冬天来了，天气冷，新盖的房子，没干透就住进去了，潮湿得很，又没暖气。马路对面的副食店里，有个火炉，晚上大家就跑到那儿去，围着火炉看书。在那儿看，不敢说，回来了再讨论。邓稼先有个好办法，大家看一章，他就组织讨论一章，都是年轻人，很热闹、很自由，互相探讨，互相启发，说错了也不怕，每个人进步都很快。
在二机部其他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作为办公楼的一座灰楼很快建起来了，从此，灰楼成了核武器研究院在北京的标志性建筑。但花园路这个隐秘的地方，它最初是作为接收和消化苏联提供的有关原子弹的模型、技术资料而规划的。之所以选这儿，是因为这儿离西直门火车站很近，便于在原子弹样品运到时，不用经过北京城区而直接运到仓库。
存放原子弹的模型，按照苏联方面的要求，首先要有一个合适的仓库，仓库的图纸是保密专家画的，前边一个厂房，有一个吊车，一个深坑，后边紧挨着是八间房子，保存技术资料用。里面还要添置各种各样的设备，比如保温、保湿等等。还要有各种各样的保密措施。二机部要求李觉，限期一个月建好，因为苏联方面随时会把原子弹的模型运过来。时间太紧了，研究院没有能力这么快建好它，李觉只好去找他的老战友、北京市副市长万里。听说那么重要，万里一口就答应了，派来了施工队，结果用40天的时间建好了。
建好了仓库，李觉、邓稼先他们就天天等，盼那个原子弹样品快点来；张洁他们天天想象原子弹是什么样子。
1958年7月，苏联核武器研究院的三位专家到了北京，负责人是37岁的叶夫盖尼·涅金，他是苏联核武器研究院第一副总设计师，另外两名同为40岁的马斯洛夫和加夫里洛夫，他们都是苏联在核武器方面的顶尖人物。三位专家来华的目的，就是察看中国原子弹模型及资料存放的条件是否具备，并且帮助二机部规划核武器研究机构。苏联方面认为中国方面修建仓库起码得半年时间，结果只用了40天。
钱三强、刘杰、李觉、吴际霖等人陪同苏联专家检查仓库，看了一圈后，涅金比较满意，但马斯洛夫提出：“这么重要的设施，应该有围墙，有电网保护起来，还应该有严密的保密措施。”
李觉答应马上照办。不几天，库房的周围围起了高高的红色砖墙，墙上安装了铁丝网，库房门口也布上了岗哨。但马斯洛夫皱眉指指脚下的土路，说：“原子弹模型非常敏感，这些路不符合要求，不然运来了模型，也无法通过这样的路运到库里去。”
李觉只好又说：“好的，路我们立即修好。”
修路的时候，聂荣臻、陈赓、宋任穷、钱三强等领导利用晚上时间，都来参加义务劳动。很快铺上了沥青，路很平整，应该说无可挑剔了。谁知，三位专家来验收时，马斯洛夫指着模型库房的门窗，又说：“这种普通窗户不行，不符合保密规定。”
李觉等人愣了。
担任负责人的涅金态度一直很随和，他也不高兴了，说：“马斯洛夫同志，第一次、第二次来你为什么不提醒呢？这样浪费了他们，也浪费了我们的时间，还有什么问题，请你今天一起告诉中国同志。”
马斯洛夫说：“就这个问题了。”
涅金就对李觉道：“把窗户装上铁栏杆就行了。”
李觉马上说：“我们很快就能办好。”
涅金总结说：“好吧，这里一切都很好，完全符合要求，我们不再来看窗户问题，我们马上向国内报告，请示尽快将模型和技术资料运来。”
这让李觉等人喜出望外。
但是中国企盼的那个“宝贝”，却始终没有等来。在当时，相当长的时间里，参与其中的很多人并不知晓它迟迟没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