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核工业建设的速度大大出乎苏联方面的预料，到1959年初，二机部所属的内蒙古包头核燃料元件厂、甘肃兰州铀浓缩厂、甘肃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等首批主要工程都已取得了很大进展，中方迫切需要苏方早日供给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等核燃料工厂建成，生产出裂变物质后，即可投入武器的生产，并于1962年进行首次核试验。
然而，由于苏联方面迟迟不能履行“国防新技术协定”中的核心内容——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资料——二机部多方协调，苏方给予的答复是，中方提出的意见有道理，也有必要，但因为需要对“国防新技术协定”中的内容进行补充修改，所以还应由中国政府正式向苏联提出，派代表团赴苏谈判，解决相关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6月下旬，中国方面组成了以宋任穷为团长的代表团，准备启程前往苏联。这时，一个不妙的消息，从莫斯科来到了北京。
1959年6月底的一天，周恩来的秘书马列打电话给刘杰，说有一份绝密文件，与核问题有关，让他马上去看一下。刘杰赶紧要车去了。原来是一封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函，落款日期为1959年6月20日，6月26日那天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苏达列柯夫送交周恩来办公室的。此时中央主要领导人都到庐山开会去了，周恩来电话里嘱咐让刘杰先看一下。
事后联系起来看，这是一封极为重要的来信。信的内容大致是：
中国二机部部长要求现在就把原子弹的样品和设计炸弹的技术资料转交中国，这个要求的提出正赶上日内瓦会议在拟定禁止试验核武器的协议，正赶上政府首脑会议即将召开，考虑到西方国家如获悉苏联将核武器的样品和设计的技术资料交给中国，就很有可能严重地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为争取和平与缓和国防紧张局势所作的努力。因此，在目前条件下，只能暂缓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样品和技术资料，将来如何共同行动，两年以后看局势发展再定……
刘杰接过信函，默默念着，默默记着，看过一遍，再看一遍。由于这种绝密的东西不能带走，也不能抄写。那时候都这样，都习惯了，一般看两遍，只要不长，都能记下来。刘杰把信函还给马列，说，记下来了。
看过信，刘杰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由于当时苏联与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正在谈判禁止核试验之事，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即将在戴维营举行会谈，苏联就找了这两个理由，说是两年以后，实则是无限期推迟给中国的援助。
回到部里，刘杰马上把这个意思讲给了宋任穷，党组赶紧开会研究，做出了一个估计：看来从这封信开始，原子弹方面对我国援助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
但是，这封信怎么处理呢？毕竟是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宋任穷电话里请示在庐山开会的聂荣臻。聂荣臻感到事情重大，让宋任穷、刘杰、万毅择机上庐山当面向中央主要领导汇报。
这时候的庐山，正在发生一件对后来的中国产生广泛影响的大事，彭德怀由于“万言书”，引起毛泽东极大的恼怒，而招致猛烈批判，中国的政治生活，从此扭曲。
如果不是由于这件事情的发生，苏共中央的来信所引起的反响可能还会更大一些。7月14日，宋任穷、刘杰、万毅来到庐山汇报，发现庐山上的“火药味”很浓，最关心原子弹的人之一的彭德怀元帅，无法听汇报了。聂荣臻听完汇报，表示：“苏联不给，我们就自己搞。”当时他们带了一份刘杰代中央起草的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稿，向周恩来汇报时，周恩来说，先不要复信，暂不理他们。
周恩来最后的意见是：“中央研究过了，我们不理他那一套。他不给，我们就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宋任穷、刘杰、万毅要下山了，周恩来、聂荣臻反复嘱咐：对这封信要严格保密，仅限于目前知道的同志，不要再扩大范围。苏共最高层怎么想，怎么做，和在华工作的专家们没关系，这封信的内容一旦传出去，我们的同志势必要有看法，有情绪，弄不好会伤了苏联专家的感情。包括你们，这一点千万要注意，一定要一如既往地对待苏联在华工作的每一位同志。
一天早晨，彭德怀在山间小道上散步，警卫员远远地跟在后面。拐过一个路口，突然遇到了聂荣臻。彭德怀站住了，聂荣臻也站住了，两人四目相对，久久无语。后来，聂荣臻关切地说：“彭总，多保重啊！”
彭德怀轻轻摇摇头，突然双手抱拳，道：“荣臻同志，两弹的事，就拜托你了。”
聂荣臻沉重地点点头，似乎在用眼神告诉老战友，请他放心。从此以后，彭德怀再也无法就国防尖端技术拍板发言了，这个戎马一生的老兵，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赫鲁晓夫集团停止提供原子弹样品的决定，后来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视为是配合彭德怀等人反对毛泽东而施加的压力，则完全是无稽之谈。
为了记住1959年6月这个特殊的日子，后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工程的代号就确定为“596”。
从庐山下来，回到北京，宋任穷、刘杰感到形势很严峻了。宋任穷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都是我们奈何不得的，但我们得准备一把伞啊！
刘杰后来回忆，他们那时最担心的，已经不是给不给原子弹样品和资料的问题，而是担心整个核工业的建设速度因此而停下来，那么多半拉子工程，真要停下来，以后怎么上？中国的原子能事业，还能继续下去吗？谁心里也没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