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的成功，确立了中国的大国地位。
1971年，联合国恢复了中国的合法席位。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从大洋彼岸来中国访问。
1974年，邓小平出席第六届联大特别会议，新中国的领导人第一次名正言顺地站在联合国的讲台上发言。
毫无疑问，这一切都与“两弹一星”的成功有很大关系。
但是，中国“两弹一星”成功后，很长一段时间，国际上一直有人猜测，原子弹是由外国人帮助中国搞的。尤其提到了曾经参加过美国曼哈顿计划，并于1948年和丈夫一起来到中国的女物理学家琼·辛顿，也就是后来的寒春。说她参与了中国的原子弹工程。
1971年，美籍华人、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辗转来到北京，在首都机场迎接他的，是他最想见的挚友邓稼先。两位阔别了二十多年的好友再度见面，他们彼此深情地凝视着，童年的友谊，少年时代美好的交往，1949年在美国分手以后内心深处连绵的牵挂，使他们思潮涌动，感慨万千！
杨振宁在北京的日子，因为邓稼先的陪伴，显得丰富而实在。但他并不知道，因为迎接他，周恩来亲自点名，邓稼先才从大西北的“学习班”给放回来的，此前他和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已经被“关”了四个月，接受所谓的批判和教育。
十多年的辛勤，十多年的付出，十多年承受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邓稼先过早地有了白发，与杨振宁相比，他显得苍老疲惫。由于严格的保密规定，他只能告诉好友，自己在京外的一个单位工作。而杨振宁曾经从国外的一些资料上看到过，邓稼先参与了中国原子弹的研制。他很想问个明白，但是他不想唐突，他一直克制着自己的这种冲动。
结束在北京的行程，杨振宁要去上海，临登机前，在停机坪栅栏口，他突然回身对相送的邓稼先说：“我在美国听说，有一个叫寒春的美国人曾经参与中国原子弹，这是真的吗？”
邓稼先顿时愣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说没有，你怎么知道的？那不就暴露自己的身份了吗，这样也就违反了保密纪律；如果说不知道，可是两人几十年情同手足的交情，他又怎么能欺骗老朋友？情急之下，他只好说：“振宁，你先上飞机吧，这事以后你或许会知道的。”
从机场回来，邓稼先把这个情况向领导汇报了。一直汇报到周恩来那儿，周恩来明确指示：“可以让邓稼先如实告诉杨先生，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全部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的，没有一个外国人参加。”
上海锦江饭店宴会厅，上海市政府为杨振宁举行欢迎酒会，席间，一位工作人员走到杨振宁身边，递上一个信封，说是北京派专人紧急送来的，是邓稼先先生写的。
杨振宁本能地一愣，接过信封，撕开。邓稼先信中写道：“振宁：你好！上次你问的问题，周恩来总理让我如实告诉你：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全部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的，没有一个外国人参加……”
杨振宁读着信，眼睛一下子湿润了。他起身去了盥洗室，热泪盈眶的他低下头，拧开水龙头，捧起一捧冷水，捂住眼睛，捂住脸……
后来杨振宁回忆说，当他看到邓稼先信上说的“全部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的”这句话，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泪水夺眶而出，他去盥洗室洗脸，借以掩饰自己……
1999年，美国的“考克斯报告”说，中国的核研究是偷窃了美国的技术。钱三强当年有先见之明，他让研究人员将每个研究课题都写成总结报告，用国家科委的名义印成内部文章和报告，共69篇，这成为足以证信的科学文献，使“考克斯报告”不攻自破。
中国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后，不知内情的人往往想当然地去猜测谁是中国的“原子弹之父”、“氢弹之父”。其实，当代科学的发展早已不是爱迪生时代，原子弹、氢弹的研制是一项十分宏大的系统工程，中国没有原子弹之父、氢弹之父，中国的核事业是集体的事业，它取得的每一次成功都凝聚着万千人的奋斗和创造，辉煌和光荣不属于哪一个人，却属于每一个人，属于每一个在这条战线上埋头苦干的无名英雄！
1985年7月，核武器研究院院长邓稼先被查出直肠癌时，已是晚期，他住进301医院，进行了两次大手术。他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1985年国庆节，他在妻子的陪伴下，来到天安门广场。以前他忙，没有时间来天安门广场看看，现在他闲下来了，他的身体也垮了，他坐着轮椅，妻子许鹿希缓缓推着他过来。他们停下，久久仰望着高高飘扬的国旗。邓稼先的泪，缓缓地流下来，他喃喃自语：“如果有来生，我还要……走这条路……”
许鹿希极力克制着，不让泪水流下来，但还是有两颗泪珠滚落而下……
他去世前，杨振宁曾经两次来医院看望他，一次是1986年5月30日，一次是同年6月13日。第一次来时，看邓稼先情绪不错，杨振宁问他，搞原子弹、氢弹，得了多少奖金？
邓稼先犹豫一阵，有点不好意思地竖起两根指头。
杨振宁问：“20万？”
邓稼先答：“20块。”
杨振宁摇头不信。
邓稼先又说：“原子弹10块，氢弹10块。”
杨振宁再次摇头笑了：“开玩笑吧？”
邓稼先认真地说：“我说的是真的，振宁。”
许鹿希在一旁说：“稼先说的是真的，过去没有奖金这一说，去年原子弹和氢弹被评为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才发的奖金。原子弹特等奖的总数是一万元，但因为人多，人人有份，院里又垫上一些，才按10元、5元、3元三个等级发了。稼先得了10元。再加上氢弹的10元，共20元。”
杨振宁不笑了，严肃了，钦佩的目光看着邓稼先：“20元……20元……世界上很多东西，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呀……”
杨振宁第二次来时，邓稼先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许鹿希照顾他换上一身新衣服。他的嘴角有一丝血迹，许鹿希递给他一个棉团。他对着床头柜上的小镜子，把嘴角的血仔细擦干净。
杨振宁怀里抱着一大束鲜花，轻轻地走进病房，许鹿希搀着邓稼先站起来迎接他。许鹿希上前接过鲜花。邓稼先与杨振宁深情地、无声地拥抱，两人眼里都含着泪水。
也许邓稼先意识到这是最后一次和老友见面了，他和杨振宁来到病房阳台上，让许鹿希给他们照了一张合影。那张照片上，邓稼先的右嘴角下面，有一片血迹，此时的他由于病入膏肓，口、鼻不断流血，但照片上他的笑容却是灿烂的，幸福的。
杨振宁走了，病房又恢复了宁静，邓稼先躺在病床上，望着窗台上那一大束鲜花，平静地对妻子说：“外国人的习惯，是在朋友的墓前送上一束鲜花。振宁他知道我不行了……”
许鹿希悄悄抹去眼角的泪。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去世，年仅62岁。他临终前留下的话，仍然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他叮嘱说：“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从1964年到1996年，中国一共进行了46次核试验。美国和苏联先后进行了上千次核试验，法国进行了两百多次。而我们的设计水平是不低的，从国外公开报道的信息看，已与美国接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核试验的成功率和效率，是世界上最高的。
当年，毛泽东说，我们搞一点原子弹、氢弹。这个“一点”，含义很深。看看美苏——从1945年起，美国总共生产了约7万个核弹头，苏联从1949年起生产5.5万个，约300艘核潜艇。但是后来，美国和俄罗斯不得不把一枚枚昂贵的洲际导弹和战略轰炸机切成碎片，送进废铁炉，美国不得不拨出巨款把大批俄罗斯核弹头拆下买走运回国，无奈地作为核电站的原料，俄罗斯一条条无钱维修的核潜艇像死鲸鱼一样，飘浮在海港。
其实，核武器最大的威力是在发射架上的时候，当双方都拥有时，它只不过是一种心理武器。毁灭地球100次的能力和毁灭一次的能力相等。核攻击能力的强大并不能弥补核打击承受力的脆弱。中国并没有在核武器的发展上像美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样失去理智，这就是一种高超的智慧。
西部大漠，蘑菇云渐渐散去……天空一片蔚蓝。中国政府宣布，从1996年7月30日起，暂停核试验。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23位科学家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当时尚健在的有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已经去世的有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他们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这是他们无尚的光荣，也是所有参与者的光荣和自豪！
授奖大会上，江泽民充满深情地讲道：“我们要永远记住那火热的战斗岁月，永远记住那光荣的历史足印：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日，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这是中国人民在攀登现代科技高峰的征途中创造的非凡的人间奇迹。”
这个时候，人们自然会想起邓小平的那段著名的讲话，他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方面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
1992年，在南巡讲话中，邓小平又一次动情地说起“两弹一星”，他说：“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一批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来……”
铭记过去，铭记辉煌，这是当代中国前行的动力。21世纪，历史将再一次证明，中国人民是永远不可战胜的，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必将不可阻挡地崛起于世界的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