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振农离开一军团中枢，毛泽东多少松了一口气。没了这个“监军”，就可以来个“先斩后奏”或“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了。
至于一军团内部的矛盾，毛泽东相信解决起来会游刃有余。红四军七大以后，经过一年多的磨合，朱德与毛泽东更加亲密。此时的朱德尚是个纯粹的军人，纯粹的军人很容易心悦诚服于强者。古田会议后红四军的发展壮大，朱德是亲历者，看得见毛泽东的高明处，自觉不自觉地被毛泽东的个人魅力吸引了。
7月24日，毛泽东和朱德指挥红一军团攻占了赣江东岸铁路线上的樟树镇，离南昌只有百里之遥。打下樟树镇，毛泽东才发现红一军团的处境有些不妙。鲁涤平的主力并没有倾巢出动参加中原大战。南昌除保安部队和地方部队外，尚留有第十八师五十三旅驻守，抚州有十八师五十四旅，峡江、新淦地区有五十二旅。这三个旅在樟树镇的正东、正北、正南，距樟树镇都不过百里。如五十二旅由新干东渡赣江，切断红一军团南退之路，红一军团只能背赣江一战了。
毛泽东和朱德一商量，当即召开了干部会议。
军情紧急。毛泽东分析完一军团的处境后，很干脆地说道：“眼下只能迅速西渡赣江，朝高安、上高地区发展。”话音刚落，有人便反对道：“中央要我们攻取南昌、九江，南昌近在咫尺，又在赣江东岸，难道要再渡一次江去攻南昌吗？”朱德马上投了毛泽东一票：“我赞成渡江。如果东去抚州，抚州之敌必退南昌，到时更不好打。”毛泽东又道：“南昌一面临江，四周又多池塘，以我们的兵力，只可智取不能力克。如时机成熟，谁说就不能由江西边攻占南昌？我进入高安、上高，不是更能策应中央武汉中心暴动的计划吗？”
7月26日晨，红一军团所属三个军全部渡到河西。鲁涤平此时恰恰判断红军将攻南昌，已做好了引红军到城下，尔后聚歼的布置。
部队过江后，红一军团解除了一面背水三面受敌的危机，然而却把毛泽东置在一个火炉上了。如不进逼南昌，又不远征武汉，随便有人朝上告一状，他就要背上罪名。眼下可是正处在全党狂热的风口浪尖上呵！
日后几天发生的事，表明了毛泽东身上具有他的同时代人无法比肩的过人才华。
7月29日，为了日后对上有个交待，对下有个解释，毛泽东同朱德在高安签发了进占南昌对岸牛行车站的命令：“本军团以原任务期于八一国际反帝示威节及中国之南昌暴动纪念日进占南浔路，以扩大政治影响。”“拟于30日全军团进至万寿宫、石子绫地区，相机进占牛行车站”。全军团都向南昌方向开进了，又有“相机进占”字眼，谁也不好说这么做是违背了中央精神。30日，黄公略、林彪、罗炳辉率三、四、十二军进至万寿宫、石子绫一带。
日前，毛泽东在进军途中，作得一首《蝶恋花》：“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悲歌的“悲”字直抒作者心情。
“玉阶兄有无好字赐一个？”
朱德早已佩服毛泽东的过人之处，知道他在这种时候谈诗论词，志在“立意”而非“炼字”。憨憨一笑道：“你怕是有别的话吧？”
话题转入战局，俩人的见地越谈越靠近。当下主张打南昌的不少，可有几分把握呢？八分？七分？实话说一分都没有。上有婆婆严令做无米炊，下有儿女嚷嚷吃满汉全席。派罗炳辉部前去试探，取南昌也是画饼。不如明日撤围南昌，到奉新、安义休整休整。那里商风盛，能筹到钱。此乃上策。可是，一枪不放就走，上下怕都不好交待……
言至此，毛泽东朗声大笑道：“山人已有交待，让罗炳辉明日攻击牛行车站，两个纵队全上去，两千人，文章就好做了。隔岸向南昌放枪示威，也算对南昌暴动三周年的纪念吧。鲁涤平是属乌龟的，料他必然固守。炳辉回来讲个鲁涤平守城一二三，大家都会明白不打南昌的好处了。”
8月1日，罗炳辉率部从前边回来，把侦察到的敌军布置一讲，再没人提打南昌了。当天，红一军团即从南昌撤围。
十九天后，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信中这样写道：“若直进南昌，则敌人主力没有消灭且在我军后，南昌又四面皆水，于势不利，故乘虚渡河向南昌对岸前进，攻击牛行车站为目标，举行八一示威。”无一指责攻南昌指令字眼，又无一事可让人指责为抗命不遵。
彭德怀所率的红五军，在这次全国性大行动中，则有着与红四军完全不同的机遇。
1930年6月初，到上海参加两会的代表滕代远和何长工等人先后回到了湘鄂赣苏区。6月10日前后，以红五军为基础的第三军团成立了，彭德怀任总指挥兼前委书记，滕代远任政治委员。军团下辖两个军七个纵队，兵力近一万人。因红三军团没有像毛泽东这样的“特殊人物”，李立三也就没派“钦差大臣”前去督战。
恰在这个期间，国民党新军阀间中原大战的战火烧到了湖南。在蒋介石与冯玉祥和阎锡山正在河南和山东激战的时候，粤军张发奎部和桂军从背部袭向蒋介石。这时，替蒋介石警戒后院的是何应钦。面对粤桂两方的突然反目，坐镇武汉的何应钦，苦无破敌良策，因为精锐部队都被调往河南了。6月4日，张发奎和李宗仁率部攻占长沙，何键只好率第四路军节节败退。6月10日，粤桂联军攻占岳阳。何应钦急中生智，想出以空城计争取时间的办法，准备弄险退敌。何应钦严令何键部不得退武汉，而应西去常德，好让“小诸葛”白崇禧生疑，用这个时间差调兵遣将。白崇禧等果然中计，何应钦暗中将监视彭德怀部的部队调往桂军侧翼。
国民党军内部的一场乱战，为彭德怀忠实地完成中央的指示，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
6月13日，蓄势已久的红三军团发动大规模攻势作战，击溃敌二十军两个团，攻占了大冶县和长江南岸重镇黄石港。6月15日，红三军团召开前线指挥部会议，研究如何完成中央指定的切断武昌至长沙间铁路进而攻克武汉。
彭德怀此时只有万余人，何应钦的武汉守军就有五个团，武汉、岳阳间尚有一个师和十二个团，去攻武汉只能失败。彭德怀在会上作出了先去鄂东南，尔后攻占岳阳，相机再攻武汉的决定。7月1日，红三军团相继进占了蒲圻和临湘，进抵岳阳附近地区。7月4日，红三军团只经两小时战斗，便攻克了岳阳。此时，桂粤联军已被何应钦部追至衡阳以南，何应钦已有能力对付彭德怀。7月6日，红三军团在武汉、长沙两敌夹击尚未合拢时，主动撤离了岳阳。
红三军团重返平江地区休整了十余天。这一日，彭德怀得到一份重要情报：桂粤联军继续大败，何键第四路军主力已追至湘桂边界地区，长沙空虚。
彭德怀当即表示：“老子吃定了你！”
何键也不是等闲之辈。见何应钦空城计奏效，桂军溃不成车，心中甚喜，恨不得倾尽全力一举把桂军灭掉，然后把广西也拿在自己手中。可彭德怀部竟有力量攻占岳阳，也不可等闲视之。何键在红三军团退平江后，急从衡阳调一个旅至长沙，令这一个旅和原留守的七个团先发制人，向平江推进，以解除红军对长沙的威胁。
7月22日，彭德怀主持完誓师大会，在军团指挥部作出了正面迎敌、然后向长沙进攻的决定。彭德怀此时似乎已经胜券在握了：“何键这回栽定了跟斗！两万多人呈一线部署剿我，背后放空城一座，看我怎么去捣了你的老窝！”25日，红三军团轻而易举地击垮了敌军虚张声势的战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直逼金井。26日，红五军和红八军倾全力聚歼敌四十五旅大部占领金井。战况激烈，红八军四师师长、六师政委战死。
此时，红三军团主力距长沙只有五十来公里了。何键在自己的指挥部发了一天呆。能赶在彭德怀之前到长沙的，只有衡阳十九师的两个营。他电令远在湘桂边界的十九师星夜驰援长沙后，只有寄希望出现奇迹了。
7月27日，红三军团在春华山和永安市击溃敌军，直逼浏阳河东岸的?梨。午后，三军团攻占?梨，突破浏阳河敌军防线，进抵长沙城下。
是日傍晚，见大势已去的湖南省主席何键被迫率残部从西城门出逃。何键历来把长沙视作自己的福地。1916年自保定陆军学校毕业后，即在湘军行走，经十五年风风雨雨，总算在自家门口做了省主席。踌躇满志之时，常常自诩自曾文正公以降，湘人文治武功如己的，屈指可数。岂料事业如日中天，正可发扬光大的节骨眼上，竟然败在小自己近十岁，在自己眼里还不是个人物的小同乡彭德怀手下，可谓平生以来第一桩奇耻大辱。情势所逼，不得已走为上，说“先前阔”也没用。何键回头看了看这座他青年时就十分谙熟的古城，咬牙切齿地说：“今生今世与共党势同水火！不报此仇，我何方樵像它一样！”拔出短枪，把路旁一个小瓦罐击得粉碎。
十三天后，何键重返长沙，几天内就下令处决了近三千所谓赤化嫌疑。几个月后，他又亲自下令处死了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
7月27日晚20时，红三军团由韭菜园、浏阳门等处攻进长沙城，迅速占领了湖南省政府和清乡督办署所在地。是日午夜，红三军团控制了长沙全城。
此事一经报界披露，全国舆论哗然。在连年内战的舞台上，红军这次亮相向这个世界表明：红军所扮的角色已经不可等闲视之。
身居“东方明珠”上海的李立三于7月30日得到了红三军团占领长沙的消息，竟兴奋得彻夜不眠。正所谓“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呀！红军能这么快地占领一个省城，照这么下去，有几个月时间，中国的革命不就大功告成了么？
8月1日，李立三主持召开了纪念南昌暴动的会议。8月3日，再召开政治局会议，继续鼓动全国范围的大暴动。李立三眼看着自己的事业已接近辉煌之巅，坐在台上讲话，竟说出了当时在党内简直可以称作“大不敬”的狂言：“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形”，“对共产国际的忠实不等于对中国革命的忠实”，“等占领武汉后，就可以用另外的方式去和共产国际说话了。”
李立三说的这些话当即引起台下一位小个子的高度注意。小个子一字不漏在笔记本上记下了几篇密密麻麻的方块字。不久，小个子记下的方块字决定了李立三后半生的命运。小个子名叫陈绍禹，后以王明传世。
王明这个说话有点大舌头的安徽人，这时只有二十六岁。他生在安徽这片出了刘邦和朱元璋的土地上，这两个开国皇帝曾使安徽人统治中国七百余年。此时，王明是中宣部的秘书，李立三是政治局常委兼中宣部部长。
实际上，李立三是看错了形势，没把王明为首的从莫斯科回来的小人物放在眼里。二十天前，王明、博古、王稼祥、何子述已因为李立三对共产国际的不尊重，借中央机关政治讨论会，严厉地批判了李立三。王明给李立三扣上了用“三个主义”做成的帽子：托洛斯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外加布朗基主义。李立三当即还以颜色。就在彭德怀率部攻占长沙的前几天，由总书记向忠发宣布了一项处分决定：给为首的王明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给博古、王稼祥、何子述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同时，又把这四个人调离了中央机关。王明因有后台老板米夫，没有执行中央调动他工作的决定，仍留在中央机关。
机会终于被王明等到了，他眼疾手快地捕捉到了李立三的失言。这一天，成了他步入中共高层的一块硕大无朋的纪念碑，尽管后人很容易在这块碑上读到“告密”这样不体面的字眼。
王明此时在中共党内，连宣传部秘书这样卑微的名份也不再拥有，按组织原则，只是一个戴罪立功才可重新留在党内的小角色，然而他在几个月后却能把李立三这样的大人物送到遥远的莫斯科，判处了李立三政治生命的死刑。他仰仗着什么？仅仅仰仗他是莫斯科原中山大学校长、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的得意门生。
年龄不满十岁的中国共产党此时还正处在嗷嗷待哺的婴儿期，直到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它在名份上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下属支部，它的所有行为都要绝对服从像一个巨大奶瓶一样的共产国际的意志。鉴于苏联当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特殊地位，中国共产党和当时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一样，实际上要服从的是苏联的意志。鲍罗廷、罗明纳兹决定中共命运的往事还墨迹未干呢！李立三的这次失言实在太失政治家的水准了。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1930年夏以及在以后的五六年里所面临的现实。莫斯科一个小角色的好恶，便可引出中共党内比八级地震还要强烈的震荡。此时红一方面军的前途，同样受制于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