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前指总前委碰头会上当机立断，使红一方面军撤出危险境地。当时没人提出反对意见。可是时过境迁，浓烈的硝烟和血腥气渐渐散去，反思开始了。
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与中央相悖，这在红一方面军已经不算秘密。从长沙撤围，红一方面军的目标仍是毛泽东情有独钟的偏远农村。而在那个时候，红一方面军无论攻打哪个中心城市受挫，很大一部分中高级干部还不能从指导方针上去辨正误，留下的反省通常不会超出这样的水准：“城市群众条件不具备，城内无工人暴动，无士兵暴动以为响应；外围群众基础差，不能发动起来配合作战，无法断绝及封锁敌人之水陆交通和经济、军事运输；敌人工事是欧式的重层配备，铁丝网、壕沟计八九层，我们没有重炮破坏敌人之工事，交通工具如无线电等我们也没有，以致两个军团联络不好，因而失机。”
一个偶然的发现，使进攻长沙失利的检讨涌起了风波。
那是从缴获的敌档案中发现的一份8月初中共中央发给红一军团的指示，不是原件，是翻印的。其中要求红一军团“夺取南昌、九江，占领南浔铁路，建立江西政权，及全国性政权，封锁长江，向右进攻南京，向左保障武汉胜利”。有此为据，重提进攻南昌和九江就顺理成章了。
这一轮内部争论，不乏毛泽东的支持者，坚决要求执行中央指示的还是占绝大多数。但是，这个大多数这一回却分成了两派，一派要求立即进攻南昌、九江，一派主张在湘鄂赣边坚持斗争，再攻长沙。日后写出哲学名篇《矛盾论》的毛泽东终于找出了解决这一危机的办法。据军史载：总前委为了统一思想，在株洲、袁州等地连续召开会议，讨论红军的行动问题。经过广泛深入的讨论，总前委最后决定，第一步，以红一军团攻取吉安，求歼守敌新编第十三师一部，以三军团占领清江等地，截断赣江，阻敌增援，保障红一军团攻击时侧翼安全；红一、三军团主力完成上述任务后，就地发动群众，扩大红军，为夺取南昌、九江准备条件。第二步，攻占南昌、九江。
这一战略方针渗透着毛泽东的良苦用心。一切布置都是为执行中央指示，可打大仗总得做好准备，巧媳妇难做无米炊。毛泽东寄希望于时间可能带来的转机。
9月24日至28日，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决定停止组织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瞿秋白取代李立三，和周恩来一起成了中共中央新的领导核心。毛泽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得以恢复。总书记当然还是向忠发这个工人老大哥。
这个会议的文件送到毛泽东等人的手里，尚需进行一次漫长的旅行。红一方面军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还是只知李立三而不知瞿秋白。一切都在继续。
三中全会结束的第二天，中共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栗风尘仆仆出现在袁州城内红一方面军指挥部。
他是来结束李立三的冒险路线吗？不！他根本不知道中央已经开了三中全会。他在路上已经走了二十几天了，这二十几天里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长江局来了军事部长，这一消息引来了众多高级将领。
他们走进方面军指挥部时，周以栗已经和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寒暄过了，脸上的疲惫之色一扫而光。“我给你们带来了中央的指示信抄件。”周以栗用小刀划开一只布鞋底子，抠出一个纸团团，小心翼翼地展开……
几声叫好——这是前些天主张在湘赣边休整后再取长沙的那部分人发出的。
原来，中央要求红一方面军回攻长沙！
面对中央的指示，主张攻南昌、九江的人没有反驳。尽管攻南昌、九江也是中央的指示，可那是早些日子的旧指示。
朝令夕改，搞的什么名堂！毛泽东按下内心的愤懑，慢慢站起来解释说，一方面军已经按照中央前一份指示，作出了攻打南昌、九江的布置，希望周部长，包括主张机械地执行中央指示的同志能够顾及当前的实际情况。“为了完成中央交给一方面军的任务，我们百事都做了周密的安排。”
周以栗早听说毛泽东难对付，今日一见，果不其然。他无意退让。他的身份，他的使命，加上现场附和的意见给他撑着腰，“我来这里，是奉长江局指示，传达中央指示精神。中央指示你们打南昌，你们没打，现在是叫你们打长沙。”
作为长江局的军事工作负责人，周以栗虽然略通军事，但毕竟不像朱德、彭德怀等前线将领，对战争有着亲历的体验。不能说他不知道打仗要死人，一念之差就会送掉成百上千条性命；可要他明白几万大军的行动方针朝令夕改之弊，还不很容易。
“既然周部长愿意听听我们的意见，”毛泽东因势利导：“咱们就开个前委会，把攻南昌、九江和攻长沙的各种利弊都讲出来，然后再决定。”
军史载：为了统一战略思想，总前委在袁州又举行会议，经毛泽东等的多方说服，周以栗终于同意了总前委关于先攻吉安，发动群众，创造条件，再攻南昌、九江的决策。
几经努力，红一方面军的行动方针终于按照毛泽东的意见确定下来。
10月初，红一方面军兵分两路，分别进到路口、阜田和黄土街、清江地区。赣西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吉安城赫然出现在红一军团的视野里。
吉安县城自1929年11月开始，一直是苏区红军进攻的目标，在十个月中，赣西南地区地方红军和群众曾先后八次围攻过它。10月2日，毛泽东和朱德签发了“4日拂晓总攻吉安城”的命令。3日夜，红四军在第三军尚未进到攻击出发位置，第十二军距攻击位置尚有一天的情况下，即向吉安之敌发起攻击。双方激战至后半夜，四军一部攻入城中，遭敌顽强反击后被迫撤出。
林彪没抢到头功，反倒引起守敌的恐慌。如果红四军不提前一天攻城，鉴于吉安城被围八次的历史，守敌只会固守。红四军小部队攻入城池后，守军识破了红一军团围占吉安的战略意图，于4日晚在红军总攻前弃城沿赣江逃出。
10月5日，毛泽东、朱德骑红、白两匹骏马入城。此役，没经太激烈的战斗，俘敌两百余，缴获了大批物资和弹药。
红四军军长林彪在军部等待一天，不见来自毛泽东和朱德的任何批评，有点坐不住了。自福建长汀出发后，转战三省，除文家市一战尚可圈点外，四军作为可算平平。吉安早陷苏区包围，在林彪看来，以四军实力，可一攻而下。当他看到朱、毛签发的命令中没要求总攻前不准攻击后，遂下决心吞下这块送到嘴边的肥肉。没想到这块肉太烫，咬进牙齿间又不得不吐了出来。朱、毛越不见责，林彪心里越是不安。
10月5日夜，林彪带着一名警卫员去了毛泽东的住处。
毛泽东正在灯下翻阅缴获的各种国民党军政文件资料，一见林彪来访，马上起身招呼，又让贺子珍端上一盘蜜桔。
剥了两瓣桔子吞下，林彪吱吱唔唔道：“这次打吉安，四军没有打好，让敌人溜了近两千。”说罢，垂着头等着挨训。
毛泽东没有苛责林彪，只对他说，想抢头功没有错；发现军团命令中没有规定不许提前打而能独断专行，显见大将风度；攻城失利后能审时度势迅速撤出，不计一时得失，善于用心打仗也十分难得。
“中国如今需要远大的理想，更需要坚定的行动者，而不是幻想家。”毛泽东说：“你当团长是我提议的，当军长也是我提议的，希望没看错你。”
林彪诺诺应着。
毛泽东突然问道：“你认为攻下南昌有几成把握？”
林彪思索片刻说：“有三分吧。”
毛泽东大手一挥，“一分也没一分。就是攻下了，能守住吗？不过，将来我们不但能攻下它，而且能永远守住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