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朱厚照确实去了吴妃和沈妃的寝宫，但是这次真正的是出于政治目的。
前面说过，朱厚照是武宗皇帝的身，却是现代文明的心。穿越到大明正德年间也是实属无奈，既然一时回不到几百年之后的现代，又有着如此尊贵和显赫的身份，他希望做一个被后世史书啧啧称道的有作为的好皇帝。所以，处理好政务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吴妃和沈妃的外戚都是举足轻重的官宦，不可小觑的他们的势力。
就像朱厚照对待皇后夏琇一样，虽然不打算同她们圆房，但是也要表现出皇上是爱护她们的，是关切她们的。
刘瑾在这次为皇上筹备大婚的过程中，中饱私囊，纳贿肥私，贪了一大笔。
刘瑾在紫禁城外的西山附近开辟了自己“立地皇庄”，可谓异常气派。
除了瓦片的颜色没有僭越规制，皇家宫殿用金黄色的琉璃瓦，朱红色的宫墙。其它的任何建制规格都不亚于世袭的藩王。由于不断地在扩建，刘瑾的“皇庄”越来越奢华了。
有御史参奏，内阁做了批示，可是最终递交到皇帝朱厚照那里的奏折都要经过司礼监掌印太监刘瑾的手才能到达皇上的手里。于是不少揭露他贪腐的奏折就被压了下来。
对于这些皇上朱厚照当然有所耳闻，但是这还不到足以治罪刘瑾的程度，就默认他继续疯狂吧。
天欲其亡，必令其狂！
皇上朱厚照之所以不愿动刘瑾，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以宦官来制衡内阁的权力。
现在的内阁三阁老刘健、谢迁、李东阳都是先皇留下来顾命大臣，也都是当年东宫的太子帝师，身份显赫。加上皇帝朱厚照年龄尚小，内阁大有架空皇帝权力的意思。从之前朝堂上阁臣们的言辞中就能听出来，他们对皇上治国理政的能力缺乏足够的信任，再加上以前刘瑾蛊惑皇上做得那些荒唐事。他们担心朝局的天平会导向刘瑾等宦官一方，所以才表现地如此强硬。而且这些文官多是前朝的旧官僚，他们抱团的意识很强，很多时候顽固的坚持着先皇帝的政策，这是皇上一个人无法制衡和把控得了的。
刘瑾、张永、谷大用和高凤等“八虎”，也是从东宫起就和太子朱厚照一起混到现在，他们都颇能迎合太子的口味，带他尽兴的玩耍。后来朱厚照登基亲政，他们也都得到了重用。
刘瑾——司礼监秉笔太监；张永——总提督神机营；谷大用——提督西厂；马永成——提督东厂；丘聚，罗祥——东厂；魏彬——总三千营；高风——司礼监。
瞧瞧这帮人的职位牛不牛？皇帝直属部队的将领，皇帝办公室的机要秘书主任，皇帝直属情报机构总负责人，皇帝后勤保障团队等等。朱厚照组建的这支以刘瑾为首的嫡系宦官团队，慢慢形成了和文官系统抗衡的资本。
而皇帝朱厚照此刻就坐在内阁和“八虎”这架天平的正中心，左右着权利的平衡，而最高的权力依然掌控在自己的手里。当天平向任何一方倾斜是，皇上只需稍微用一把力，就可以把天平扳平了。这样内阁与“八虎”双方都不敢放松，尽心尽力地为朝廷为皇上办事。
之所以称刘瑾为“立地皇帝”，除了他统领了京都十二团营，权势熏天之外，在正德初年他还是协助朱厚照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改革。
正是朱厚照提拔安排的“八虎”为刘瑾改革提供了切实的政权保障。
那么刘瑾做了什么？
我们还要先说一说先皇弘治皇帝统治后期，朝政的腐败。
皇帝都有一个私库，就相当于是皇帝自己的钱包。
国家还有一个太仓，就是国库。
我们就看看朱佑樘时期的两份报告：
弘治十五年十月，户部报告：一岁所入，俱不足以供一岁所出......今太仓无数年之积，而冗食日加于前，内帑缺见年之用，而给费日加于后......
弘治十八年：内承运库放支银两，全无印簿。支销二十年来，累数百万，以致府藏空竭。承领之人，岂无侵克本库？内官自请查弄，岂可不查？
什么情况？内库的银子，几百万两，没有完善的账本和印薄，很多人可以随意支取，浪费严重到惊人的程度。
朱厚照登基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用自己组建的太监班底去制衡文官集团。
刘瑾在皇帝支持下开始了“刘氏改革”：
清查账目——先从吏部，户部，兵部入手，之后推广到中央各个衙门和地方，追缴各部门各地方政府拖欠的税款，借款，补齐财务亏空。
重新审查土地人口——在江南富庶地区坚决推广财政改革，严厉打击了当时官绅士族隐瞒谎报土地，拖欠税款，大肆兼并耕地等行为，大大增加了朱厚照的财政收入。同时对底层百姓降低赋税，减轻劳役，缓解社会矛盾。
改革吏治肃贪——肃清官场不作为的风气，严厉惩治贪官，加大经济惩罚力度，严格追缴赃款。同时将各地官员进行轮调，比如南北官员同级调动。大省强省官员不得有本省或者邻省人任职，漕运官员也许身家清白与沿河省份没有瓜葛。
推广移风易俗和区域公正——刘瑾命令寡妇再嫁，强行推行火葬。在科举录取名额上，增加了西北省份的名额。
刘瑾这套组合拳，在短时间内极大地改善了朱厚照统治初年的财政状况，缓和了社会矛盾。
但是刘瑾的专权也为他日后贪污成性，目中无人，试图谋反埋下了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