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冈疯了，宫临济也疯了。
松冈为什么发疯，常相知心里很明白。宫临济为什么发疯，常相知心里更明白。
常相知的二团被派到安丰县城东南部地区彭塔一带，部队冒着大雨，在泥泞中艰难跋涉，怨气冲天，肆无忌惮地大骂鬼子松冈。好在雨大水大，还不时有雷声从头顶滚过，扯起嗓门骂，别人也听不见。
常相知现在什么都不担心，只担心一件事情，怕他的部队祸害老百姓。现在的常相知已经不是鬼子刚刚占领陆安州时候的常相知了，那时候他像一个没头苍蝇，在粪坑里乱撞。但是，自从那次在颜庄见到江淮七支队的彭伊枫，他的脑袋又回到自己的肩膀上了。
彭伊枫那次带领抗敌剧社去杨家岭的三大队搞抗日宣传，他是冒着危险找上门去受辱的。见面之初，他就向彭伊枫出示了他藏在怀里的“爱国证”，诚恳地说，我是负荆请罪来的，请新四军长官指一条路，我还能不能摆脱这个汉奸的骂名。彭伊枫说，早就听说常团长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有学问的人一定有思想，有思想的人一定有爱国之心。他惭愧地说，可是我现在已经成了汉奸了。彭伊枫说，是不是汉奸，不是看他穿的什么吃的什么，也不看他跟在谁的屁股后面，关键要看他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常相知说，我过去在国军的部队里，参与剿共，对贵部多有冒犯，深知罪孽深重。
彭伊枫手一挥说，现在是抗日统一战线，既往不咎，只要我们一起打鬼子，我们还是同胞。
就是那次，他证实了，他还没有失去机会，没有丧失当一个中国人的资格。他向彭伊枫提出要求，要拉队伍反正。彭伊枫当时多了个心眼，因为分化瓦解“皇协军”是“老头子”精心策划的一盘棋，他怕行动贸然影响了总体部署。所以就对常相知说，这是天大的好事，但不是急事。我可以把你的表现和愿望向上级反映，在此期间，希望常团长尽量多联络爱国官兵，争取更多的力量。
这以后，常相知的气色就好了起来，当不当英雄，做不做人杰，都是无所谓的事情，但是至少不能当卖国贼啊。当汉奸的日子，实在暗无天日，人鬼皆非。在汉奸的帽子没有甩掉之前，连死都不敢轻易去死，死得不明不白，当鬼都没有名分。假如生命真的有灵魂的话，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灵魂同那些高尚的灵魂在一起。
自从发生了眷属被杀事件之后，宫临济就铁下一条心，要跟鬼子一条道走到黑。宫临济对几个团长说，狗日的老四太狠了，就算咱们是汉奸，可是爹娘孩子有什么罪？就差株连九族啊！深仇大恨不报，枉为人子人父。
常相知也很悲痛，甚至很仇恨。被杀的人当中有他的父母，他的妻子——宫临济的堂妹宫钰梅。他在悲痛之余分析，又觉得这件事有点费解，不敢相信是真的。
最初的那段时间，宫临济和马甫金像红了眼的野兽，几乎把每一个中队都跑遍了。亲自抓“亲善”，收缴“爱国证”，轮流请中队长以上的军官喝酒。宫临济甚至拿出三千块大洋，给每个中队长一百块“拜托费”，拜托大家帮他报仇雪恨。同时，宫临济还同许多军官拜了把子，这些人聚在一起，只有一个话题，那就是要向天茱山讨还血债。
宫临济说，日本人再坏，也没有杀害我们的家眷！我不管什么爱国不爱国，谁把我当人，我就宁愿当他的狗！谁杀害我的亲人，我就跟他不共戴天！
松冈对这一切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又给“皇协军”军官加了一次饷。过去“皇协军”吃二米饭，现在一律白米细面。
后来常相知专门派杨家岭到天茱山去了一趟，常相知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懑，对杨家岭说，把我的原话告诉彭先生，就说策反工作遇到了麻烦。他们把“皇协军”眷属杀了，实在是太过分了！“皇协军”积怨深重，一心跟鬼子走了。这样冤冤相报，反正的后路也给掐断了，我不能保证履行对彭先生的诺言。
杨家岭到杜家老楼之后，把常相知的话原原本本带到。彭伊枫的回答是，请常团长放心，我们从来不会滥杀无辜。我们杀的，都是该杀的。至于反正工作，如果常团长和杨大队长爱国之心未泯，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做不了的，也就只能顺其自然了，我们决不勉强。
尽管这个回答不能尽如人意，但是常相知还是隐隐地领悟了某种启示，就怀着矛盾的心理观望事态的发展。毕竟，被杀的多数是上层军官的眷属，并未波及下层军官和士兵，策反工作还是有余地的。只是，由于眷属被杀的消息，天茱山抗日武装的形象受到了影响。在“皇协军”官兵的眼睛里，那些人都成了残暴的刽子手，再让“皇协军”官兵亲近他们，从感情上不能接受。
从驻屯军司令部受领任务回到三十里铺，常相知召集中队长以上军官开会，布置到安丰彭塔征粮任务，计划天明开拔。当天夜里，杨家岭派人过来，说是有个重要人物在颜庄，等他会晤。常相知估计是天茱山派人来了，策马冒雨前往。到了杨家岭的大队部，一看见来人，顿时惊出一身冷汗。来人长相十分丑陋，脸上有一块很大的刀疤，自报家门是殷绍发。殷绍发什么也没有说，只是交给常相知一封书信，嘱咐当面看完，看完就烧，烧了就分手。
常相知看完那封信，仰首呆了半晌，眼睛里才滚落两行热泪，自言自语地说，明白了，明白了，我全明白了。剑胆琴心，日月可鉴！